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

毋庸置疑，“共产主义”所体现并指向的就是一种所有人能够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普遍价值理性。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往往深受儒家“大同”思想的影响，从龚自珍、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到李大钊等人都无法拒绝“大同世界”的诱惑，毛泽东也不例外。从他的著作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受传统大同思想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但是他与历史上的其他政治家、思想家们有所不同，那就是他把“大同”理想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即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1)“大同”理想:抽象的普遍价值

“大同”思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老子》、《墨子》、《庄子》、《管子》和《吕氏春秋》等，都曾谈到太古之时的“大同”美景。但现存对“大同”理想社会所做的最清晰的描绘是《礼记》。《礼记·礼运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8]。这些文献记载给志士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同世界”成为他们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甚至成为历代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内心的终极目标。“大同”精神召唤着历代社会精英为之奋斗不息。当青年毛泽东在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尽管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对“大同境界”表示过怀疑与否定，但这并不妨碍他自觉地以此作为奋斗理想，并以此鼓舞革命者的意志，激发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向往之情，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力量。

毛泽东受到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影响很大。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就有多处涉及“大同”学说的论述。在后来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依然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可见，“大同”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借用《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把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他又融合《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说法，以“太平世”附会“大同”，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实际上，康有为将欧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儒学传统中的“大同”学说、佛教关于“极乐世界”的描述等思想资源糅合在了一起，用以“托古改制”，维新变法。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典型的乌托邦。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对《大同书》里所述的“大同世界”做了概括:“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49]康有为以对“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人人平等这种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之情为基础，设计了大同社会的美好前景。这样的政治设计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对身处国弱民贫境地又满怀救国救民之志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就近于“大同之境”，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理想。它关于普通劳动义务制、工农业结合、消除城乡差别、免费教育、教育与产业结合、个人自由发展，以及消灭国界、阶级等的描述，与“大同”理想在许多方面有“暗合”之处。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对“大同世界”的向往，即使在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这种理想主义特色也非常显著。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直接肯定了“大同”理想的合理因素，肯定“大同”境界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相近或相似之处，提出要“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50]可见，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饶有兴味，这反映在他的价值理性取向之中，就是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社会稳定安宁。

(2)“共产主义”:普遍价值理性的艰难实践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在重读《三国志·张鲁传》时所作的批语中，对五斗米教“置义舍”，“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的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做法称赞有加。他认为吃饭不要钱，开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并据此认为三国时代农民起义军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他还想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提出“桃花源里可耕田”的问题。历史证明，毛泽东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并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大同社会”是人类一直心驰神往的理想，但在物质和精神条件尚不成熟的现代社会则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艰苦，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因此革命队伍必须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行配给制，薪饷平等。如在井冈山时期，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零用钱也是一律两角或四角。这些做法从根本上区别于旧式军队，密切了干群关系，提高了战斗力。在延安时期，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等级差别也不是很大。社会财富的极度匮乏，迫使共产党人当时必须实行平均主义。斯诺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不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南方的情况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如果称之为农村平均主义，较之马克思作为自己的模范产儿而认为合适的任何名称，也许更加确切一些。这在经济上尤其显著。在有组织的苏区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虽然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导，但是物质条件的局限性到处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在西北之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像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中，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51]

这种平均主义、军事共产主义在战争年代确实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因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功。毛泽东后来多次指出:“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结果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下，没有什么‘花’，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52]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

传统“大同”思想的空想特征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理论品质和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不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虽然包含了“大同”思想的理想因素，却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坚持武装斗争、紧密地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对传统“大同”思想进行了扬弃，并特别注重发挥“大同”理想的鼓舞作用。由于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相近或相似之处，所以“大同”理想就成为毛泽东接受与理解共产主义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中介与桥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的“大同”思想中增加了更多的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主观主义色彩。“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赶英超美”的愿望等等都是如此。他急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导致了晚年的许多决策都带有急躁冒进的“左倾”特征。“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既是毛泽东当时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形象写照，也是其激进空想主义的某种真实表现。虽然如此，他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好与快之间，如何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事业。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2]毛泽东关于“人民”的概念的外延更为宽泛，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本中，他对“人民”分别具有不同的界定。而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那里，人民则主要说的是“工人阶级”。

[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8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790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790页。

[6]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页。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0]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159页。

[11]《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13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14]《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148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1480页。

[1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94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94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www.daowen.com)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26]〔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27]〔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5页。

[28]〔美〕罗斯·特里尔著，胡维雄、郑玉臣译:《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29]〔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3页。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3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33]郭德宏:《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34]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

[3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93页。

[37]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此进行了最为经典的论述。

[3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93页。

[39]《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

[41]《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

[4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43]《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7页。

[44]《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4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0页。

[46]邓力群主编:《外交战略家毛泽东》(下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页。

[47]袁伟主编:《抗美援朝战争风云录》，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11页。

[48]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上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87页。

[49]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6—67页。

[5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51]〔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219页。

[52]〔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