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

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的理论不仅具有中国价值，同时也具有世界价值;毛泽东不仅是爱国主义者，而且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在列宁时代的革命环境和条件下，爱国主义是服从于国际主义的。列宁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就是它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的时期。这个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期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懂得下面这个真理: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以及不像无产阶级那样在长期的罢工斗争中经受过严格锻炼的广大劳动群众，既不可能坚信这一革命就要到来，也不可能为这一革命无条件献身。”^[39]毛泽东和列宁不同，他说:“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40]他高举反抗强权和霸权的旗帜，坚持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理念，对世界格局的变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一种独特的视角

在毛泽东思想中，同时也仅仅在下述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即在被压迫民族和国家里，国际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相通的。在这种理论条件下，爱国主义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要求的，也就是说，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行动是应该完全得到肯定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自我立场，它看似与国际主义冲突，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却并非如此。如果出现以国际主义压制爱国主义的思想与行为的话，那是有悖于辩证理性的。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是相辅相成的。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实施，而国际主义则是爱国主义实现的外部条件和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统一进一步获得发展。这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探索的成果。毛泽东把深沉的爱国情感与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华民族的解放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最引人注目之处，也是毛泽东既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又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的体现。

毛泽东把无产阶级解放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结合了起来。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从未忽视国际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必然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族、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应该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是爱国主义者，必须保卫自己的国土、国民和国家，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中华民族只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才可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应有的贡献。1937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41]他还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42]毛泽东从辩证的角度，非常圆满地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在了一起。

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反对殖民主义是毛泽东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表现，带有很明显的朴素性。毛泽东在寻找救国真理的同时，也放眼世界，关注世界的发展动向，希望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找出一条希望之路。1920年夏，毛泽东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开始注重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改造世界。1921年，新民学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团体了，它已经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原有“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学术宗旨已不适合学员的进一步发展。在稍后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改良是补缀方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采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43]以此观之，毛泽东关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关系的思考在其早年就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

“改造中国与世界”成为毛泽东国际主义精神的新手段和新内容。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将自己的活动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畴。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坚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以《政治周报》为阵地，反击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戴季陶主义”。当时的国家主义派以国家主义相标榜，提出外抗强权，但他们只反苏不反帝，实则是把中国置于帝国主义的长期奴役之下。毛泽东提醒人们，“一般国家主义派，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的提法，这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说。我们万不要受他们的愚弄!”^[44]在毛泽东看来，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是最有意义的。新中国成立以前，基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主要是以民族解放战争形式体现的，对他国的援助大都是在道义的层面。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依靠国家政权，中国政府有更大的力量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杨奎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什么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际主义’?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革命时外援，胜利后援外’。”^[45]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胜利了，就应该责无旁贷地履行援助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亚洲积极推行军事政策，先后出兵侵略朝鲜和越南，中国人民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挫败了美国的阴谋，保卫了亚洲的社会主义成果。(www.daowen.com)

毛泽东不仅积极援助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而且也慷慨地支持亚非拉被侵略被压迫人民。在毛泽东看来，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就应当给予支持。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从20世纪50年代的广交朋友，到60年代的中间地带，再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的划分，始终把亚非拉人民看做是反帝、反殖、反霸的重要力量，是中国人民的同盟军。他曾多次向到中国访问的亚非拉朋友表示，中国和亚非拉人民是互相支持的。他把亚非拉人民的斗争看做是自己的斗争，把亚非拉人民的胜利看做是自己的胜利。1959年3月，他在同拉美一些国家领导人谈话时就指出，从1958年5月起共有十件事情沉重打击了美国，除了中国的炮击金门事件外，还有委内瑞拉推翻希门尼斯事件、伊拉克革命、黎巴嫩事件等。毛泽东认为这些事不是单纯的一个国家的行为，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人民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们对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非常向往。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非洲客人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和经验教训，并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帝国主义，要打破对帝国主义的迷信。他指出要把人民团结起来，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以巩固政权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给予了他们无私的援助。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坦赞铁路的修建。为修建这条铁路，中国共运出各种设备材料100万吨，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其中有66名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坦赞铁路的修建鼓舞了正在进行民族解放和经济建设的非洲人民，加深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信任，增进了中非之间的友谊。毛泽东把亚非拉人民当做自己的朋友，向他们提建议但从不强迫执行，搞援助但从不讲条件，伸张正义，原则坚定。也正基于此，亚非拉人民把中国当做最可信赖的朋友和兄长。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76张赞成票中，有53张是亚非拉国家投的。

(2)站在普遍正义一边

毛泽东国际主义的特点之一是最大限度地无私援助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12月，他对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说:“只要运输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他杜鲁门愿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当金日成表示感谢时，毛泽东连连摆手:“我们是战友嘛，一家人莫说两家话。”^[46]朝鲜战争结束后，考虑到朝鲜被战争打得千疮百孔，急需恢复国民经济，中国政府决定把朝鲜战争期间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

毛泽东国际主义的特点之二是平等对待兄弟国家。在志愿军即将入朝时，他就发布命令，要求志愿军入朝后，对朝鲜的人民、人民军、民主政府、劳动党、民主党派及金日成表示友好和尊重，严格遵守纪律。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为彭德怀修改报告，特意指出，“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47]。这种无私帮助，不求回报的做法不仅极大地鼓舞兄弟国抵抗强敌的斗志，也帮助中国人民和政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声望。

毛泽东国际主义精神的特点之三是原则的坚定性、时间的持续性。这在对越南的援助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越南曾先后遭受法国和美国侵略，这两场战争旷日持久，毛泽东一直给予水深火热之中的越南以强有力的支持，越南战争最终以中越两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