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情感基础

基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中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了解和重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都有赖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虽然那种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界定为“农民党”和“农民革命”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毋庸否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确实具有强烈的“农民特色”。中国农民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农民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公民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更为重要的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与那些口口声声唱着马克思主义高调的人和那些自以为掌握了深奥玄妙经典理论的思想家相比，毛泽东始终表现出极为平常的农民本色。在这种平常的农民气质下面，掩藏着深邃的智慧、非凡的理论才华和对于人民深沉的爱。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他始终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并借此开创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十分重视对农民的教育。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土改运动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毛泽东是中国“农民之子”。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因此他对农民生活的艰辛与困苦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毛泽东曾经读过一些旧小说，认为在“这些小说里有一个共同的特别之处，那就是没有一个种田的农民。书中的人物都是武将、文臣或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角。这事我思考了两年，后来我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发现它们颂扬的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他们都不事农桑，因为他们占有并控制了土地，显然他们让农民为他们种田”^[26]。早年农村生活和对农村调查的经历，培养了毛泽东对农民深厚的感情，也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状况，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

毛泽东对农民的疾苦、生活、革命性了解得如此细致，以至于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他都会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所以他在从事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够得心应手、随心所欲。毛泽东之所以能比某些出身于书香门第或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更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他掌握了这样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将自己的情感倾注于农民身上，并从理论上总结出农民的迫切需要与反抗激情，最大限度地引导和调动这种激情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与农民的精神脐带从未割断。农民给了他成长的思想营养和文化源泉，并由此而影响了毛泽东理论品质和价值观念。他认识到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和最大受益者，在农民身上有艰苦奋斗、执著倔强、勤劳俭朴的习性，对社会不平等的强烈不满与反抗精神，等等。毛泽东在改造中国的实践活动中具有非常明显的农民的烙印，农民的思维方式、生存模式深深影响了他的某些言论、行为甚至决策。他对中国农民的了解是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其理论品格中区别于其他伟人的重要方面。(www.daowen.com)

第二，毛泽东具有“农民之德”。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农民的传统优良品德，他的言行中透露出浓厚而典型的中国农民的特色与气质。这些品德即使在他已经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后，仍然十分明显地得以保留。新中国成立以后，物质生活条件相比以前有了比较大的改观，但是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农民生活本色:衣食住行简单质朴，语言风格、行事习惯依然如故。在很多地方，包括在外交场合，毛泽东也带着农民的姿态，豪爽直率，直抒胸臆，谈笑风生，甚至嬉笑怒骂，毫不掩饰自己对对方的友好与反感。他明确表示对赫鲁晓夫的不满，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观点;他明确表示对胡志明的友好，以至于在他的面前坦诚相见，赤膊畅谈。毛泽东的这些言行似乎不拘小节，有违礼仪，但是在中国农民眼里，则是十分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洒脱与魅力的体现。1936年，斯诺采访毛泽东后说:“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27]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对农民的了解以及愿意和农民打成一片的想法。

第三，毛泽东是“人民救星”。瞿秋白曾说，彭湃和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这个评价对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而言是中肯的。毛泽东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与理论家，称之为“农民运动之王”^[28]，可谓当之无愧。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细致的社会考察，研究农民阶级，领导农民运动，进行农民革命实践，逐步确立了农民革命动力的理论。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心理及其要求有非常细致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做了集中的表达与最大限度的满足。斯诺认为毛泽东“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29]。

基于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及农民的了解，毛泽东找到了解决包括中国农民问题在内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正确答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30]这个大的力量足以将“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31]。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运动也陷入低潮。此后，毛泽东意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着手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与根据地。虽然中间经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而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最终还是在党内得到了贯彻执行。“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与马列经典作家所描述的革命路线不同，它的主要力量是农民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做了解答:“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32]

毛泽东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体力量，自然也应该是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农民革命，“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33]。但是，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自然也十分清楚农民身上小生产者的局限性。陈晋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书中提到两个例子:1938年4月在“抗大”演说时，毛泽东说:“农民同志要警惕一下，不要见钱就眼红，因为过去在乡下见不得钱。”“譬如三万块钱请你一个人带走，骑了马走，那时候一看，前后左右都没有人。钱就在荷包里，你打不打主意，想不想一下子呢?由此想到回家，买田地，讨小老婆。”^[34]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农民，改造农民的世界观，转变他们的小生产意识，而不是一味地迁就他们的局限性。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要克服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种种保守、落后的思想意识。他采取一种大众教育运动，这种教育运动不仅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使穷乡僻壤的民众得以告别文盲、半文盲状态，接受新的观念，而且这种教育本身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