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越纯粹主观视阈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45]亦即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毛泽东实践哲学继承了中国传统实践哲学不尚空谈、立足于人们现实生活的思想精华;凸显了人的主体意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改造客观对象中的巨大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实践哲学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它在扬弃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能被中国人接受和认同的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范例。毛泽东实践哲学不是着眼于从学术层面建立哲学体系，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实践，以开放的态度在实践中运用理论、发展理论;不仅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而且将如何改变世界的物质活动过程，即由理论到实践的中介过程纳入到实践哲学之中，使其哲学理论具有实践操作层面上的哲学价值。

(1)“经验—实践”:打破封闭循环论证

毛泽东把人类的认识和理论活动看做是一种社会精神活动，也就是说，人类的思想理论活动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受社会实践的决定和制约，认识的主体和客体都依赖于实践。在毛泽东看来，认识过程与群众实践是密切联系的。认识过程是一个既取决于实践又促进实践发展的历史过程，而实践都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依赖实践就是依赖群众。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6]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生活经验和实践引入到认识和精神活动过程中了。认识和理论不仅开始于实践，而且完成和终结于实践。理论体系不再被看做是纯粹的、封闭的主观疆域。如其不然，理论会被理解为封闭的，其结果只能是走向错误。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7]很明显，毛泽东的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把认识的总规律和过程概括为“特殊——一般——特殊”，即人们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开始，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再以共同的本质认识为指导，继续研究具体事物，认识其特殊本质，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共同的本质认识。这样就在认识论和思想路线上确立了鲜明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立场。经验不仅仅没有被排除，恰恰相反，事实和经验成为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的症结就在于不懂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不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48]因此，毛泽东认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49]。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了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思想理论，还是方法、政策、路线等，都必须对实践经验开放。(www.daowen.com)

(2)“人—历史”:作为文明新起点的“匮乏”

实践是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受到既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出生之日起，人就“遭遇”到了既成社会历史条件的“匮乏”。因此，至善的社会实践是不能存在于时间的过去维度里的。不仅如此，人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还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知识的指导下进行的，总是带着预期的目标计划。一定的目标计划是属于思想领域的东西，是来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50]。人们在实践前形成的目标计划就是对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否能够准确地把握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实践的成功与失败。但是人们对这个背景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不会完全合二为一地把握，即不可能完全达到主观等于客观的程度。在毛泽东看来，“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51]，”因此，“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52]。

毛泽东认为，“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情况是很少的。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5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在实践过程中犯有错误也就不可避免了。

总之，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既有指导思想理论周期性两个方面的“匮乏”提醒人们:“骄傲”是要不得的，绝对知识是不存在的，包医百病的药方也是没有的。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要甘当“学生”，不断学习。唯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走向成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人类文明也就是在对“匮乏”的不断克服中取得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