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造与超越

毛泽东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理论学习，以此提升人的主体性功能，超越自我和前人。毛泽东说:“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单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单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35]也就是说，人不仅要学习，而且要会学习，更要学以致用。

(1)加强道德修养，提高理论水平

首先，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和党员的道德修养。在他看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用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强调说，党的每一个成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严格要求自己，重视思想政治上的自我修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社会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党的事业永远保持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基础。

其次，毛泽东非常重视对理论的学习，特别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研究。他站在哲学的高度，科学地提出和解决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创造性地把这一原理应用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多次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毛泽东看来，“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36]。只有端正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加强人的主观世界领域的建设，才能造就一支纪律严明、作风正派的领导队伍，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发起和领导了多次党内整风运动。

由于这些运动都是把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作为认识的主体，把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观世界作为认识和改造的主要对象，因而经历了每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而每一次的整风运动其实就是一次创造性活动。例如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等主张，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主观世界进行改造。延安整风运动取得了重要成果和巨大影响力。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明确了今后党工作的中心，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准备了条件，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建设新中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深刻地说明，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不断地正确认识和开展改造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主观世界的创造性活动，才能不断超越自我，才能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可以这样说，整风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对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作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2)学以致用，开拓创新(www.daowen.com)

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直至夺取政权的不断胜利过程，可以说就是在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党八股”的坚决斗争中实现的，也可以说就是在不断开拓创新，打破“条条框框”的过程中实现的。

首先，要创新就必须敢于打破常规思维方式的束缚。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锐意创新、不断进取的典范。从一般意义上讲，创新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突破传统，打破常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毛泽东看来，没有锐意创新的“革命气概”^[37]，就会丧失革命的信心。战争年代革命处于低潮时，当悲观主义者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时，毛泽东却信心百倍地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通过客观理性的思考预见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扫除了悲观主义的阴霾。

其次，要创新就必须敢闯敢干、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毛泽东曾说过，“青年人比老年人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38]。1921年毛泽东曾预言共产党将在30年到50年内取得政权。当然，他也预见到了中国革命获得成功以前必须经历的曲折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并毅然投身革命斗争。这一方面充分表现了毛泽东敢闯敢干、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毛泽东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伟人。他对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有准确的预期，这当然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理解。这实际上是说，敢闯、敢干是共产党人应当具备的意志品质。具备这种意志品质的人对许多问题都会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独立见解，进而在这种见解的基础上弃旧图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再次，要创新就必须敢于怀疑。怀疑是引发创新思维过程不断伸展的基点，它来自于人的求异性或反向性思维方式。换言之，它来自于人的理性主义精神。这就意味着敢于怀疑是敢于创新的基础，创新是怀疑的目的。毛泽东对所闻所见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实际问题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他从不盲目迷信“权威”。他的每一次思想转变或进步，都是在对旧思想观念产生怀疑之后实现的。

当然，要创新就必须吃透国情，从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充分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立足国情，锐意创新的理论品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民形成了封闭、落后、自私、愚昧、目光短浅等人格弱点，这些弱点也使农民形成了严重的阶级局限性。于是当农民革命的风潮兴起的时候，就有人盲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奉行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对农民参加革命加以激烈排斥。而毛泽东却极力讴歌农民革命，他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文章，对这些论调给予回击。他在文章里批评那些污蔑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认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39]。他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了解中国的农民，他看到了农民阶级思想上的两面性——既具有朴实、勤劳、善良、节俭等美德，又有思想狭隘、目光短浅、愚昧落后等缺点;也看到了农民们受地主劣绅的剥削和封建政府的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而且与无产阶级有天然的联系。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农民则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革命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等一系列新鲜的论点。毛泽东认为:“所谓人民战争最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40]马克思把农民形容为“一袋马铃薯”^[41]，言下之意是说农民阶级是松散的，没有一定的组织，也没有严格的纪律，因而政治上有其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列宁总体上对农民是比较同情的，也认为农民阶级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并赋予其比较重要的政治角色，但从根本上还是没有把农民们看做革命的主要力量。基于中国的国情，毛泽东认识到在农民阶级那里蕴涵着巨大的革命力量。他创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割据政权成为革命高潮到来之前的策源地和战略后方。中国革命的实践一再证明，毛泽东关于农村和农民阶级的理论学说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