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而化之的雅致风采

毛泽东在自己的讲话和著作里，总是运用各种文学修辞手段，增强文章的可读性，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展望中国革命的前景时这样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33]这三句话清新自然、形象生动。三句话是一个排比句，说明了同一个意思，如此语言修辞方式的使用使人坚信最终的结果一定会到来，从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三句话是三种比喻，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前景的百倍信心和乐观积极的精神。

在毛泽东的文章中，叙述也是生动活泼、饶有兴味的。如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他这样比喻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是怎样相互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中国革命不发生关系。”^[34]通过这样的叙述，毛泽东将两种对待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高下立见，引起人们的反思。

毛泽东反对有人写出来的文章板着面孔，枯燥无味，没有可读性。针对这种文风，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进行了批评。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35]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不仅使用大量的修辞手法，还经常使用一些典故和成语来阐明深刻的道理，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如在讲到路线和方向对于革命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就借助了一个神话故事来加以说明。他说道:“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所以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走着走着，在路上遇见了仙人吕洞宾，问张果老去何处?张果老说是去蓬莱，吕洞宾诧异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听了，生气地说:‘我的脸是朝东方蓬莱的!’想要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方向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的，张果老虽面朝蓬莱，但是路走错了，就永远走不到。”^[36]如此严肃的理论路线问题，经过毛泽东这样一番表述，立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由于拥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博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毛泽东运用成语或者典故时往往可以信手拈来，将十分严肃而复杂的理论问题，用生动的传说或者故事讲得很明白。其中所阐释的道理深刻而易懂，寓意形象而生动。

谈到辩证法原理，毛泽东用了《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例子进行解释。毛泽东讲宋江前两次攻打祝家庄，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所以打了败仗。后来宋江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第三次就打了胜仗。^[37]这说明事物的存在总是发展变化的，只有采用辩证而非形而上学的观点才能对事物的发展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

讲到认识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本质时，毛泽东用《西游记》中的故事进行了详细的阐发。在《西游记》里，孙悟空变成了一座土地庙，大张着口，变成了庙门，舌头变成了菩萨，牙齿变成了门扇，眼睛变成了窗户，但是猴子的尾巴没办法藏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旗杆，竖在庙门后面。但是二郎神一眼就看穿了孙悟空的骗局，因为真正的庙后面是没有旗杆的。所以看问题时要能抓住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

在毛泽东的语言中，哲学不再是高深的东西，而是蕴涵在生动鲜活的事例当中。他在《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使用的一系列的典故和故事，更是站在宏观历史的演进中，用哲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在这篇具有哲学味道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中国历史上的战例结合得“天衣无缝”。削足适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备无患、先发制人、后发制人等成语与典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毛泽东又将它们上升到哲学层面，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原则。毛泽东还结合《水浒传》中的例子，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战略与战术问题总结成为两句话: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种概括深刻而形象地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中战略和战术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著作中这样的例证还很多，既有生动鲜活的例子和中国传统经典的战例，又有哲学高度的分析。毛泽东将二者结合分析，堪称研究中国战争规律的少见的佳作。^[38]

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他还创造了大量的警句。这些人皆能诵的警句，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指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团结—批评—团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等等，既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在运用语言表达中国革命规律时，具有高超的艺术性。而恰恰正是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象地输入到当时革命主体——知识水平低、理解能力差的工人、农民头脑之中，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启蒙了他们的思想意识。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写下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形成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当然这只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转化在形式上的表现，而在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吸收和创新上，毛泽东也是颇多创见。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过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进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实际上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的问题。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当代中国永葆活力，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其民族风格自然是十分鲜明的。民族风格使毛泽东理论品质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同时又具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开展，这样的民族风格愈加明显。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表述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例如，他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来表达中国式的现代化，受到中国广大老百姓的欢迎，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深入每个人的头脑。进入21世纪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了“和谐”的思想资源，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9]这里的民族特色即民族风格。民族特色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广泛深厚的情感和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在中国的具体化，是通过民族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表达形式，只有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才能在中国大地发扬光大。2009年，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既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也有来自群众的一些生动的语言。他说，“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就能实现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其中“不折腾”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一方面它表达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其鲜明的民族语言的特色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必然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其历史使命所一贯倡导的思想作风和宝贵经验。

【注释】

[1]《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2]《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00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5]《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00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843页。

[8]肖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的方法》，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

[9]周中之:《民族形式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1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5页。

[11]刘银东:《战地黄花分外香——毛泽东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1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2页。(www.daowen.com)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16]杨楹:《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维度》，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2期。

[17]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791、800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791、800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791、80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6—587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91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27]薛广州:《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上)，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72—873页。

[29]杨春贵:《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30]王永盛:《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

[31]石仲泉、刘武生主编:《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820页。

[3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7页。

[36]杨春贵、李火林:《哲学家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37]杨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3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244页。

[3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