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动活泼的质朴语言

毛泽东著作和演讲中所显示的那种朴实无华、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形式，是其理论品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他的文字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并非完全是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学到的，而是在其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注意观察和学习群众语言的结果。因为中国革命就是人民革命，要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民主革命，就要使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进行革命。而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毛泽东用朴素的语言进行了说明，即: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才能翻身做主人。毋庸置疑，毛泽东绝对不是那种只会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革命者，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加以中国化、大众化和民族化以后，再传播到老百姓当中的理论家。他卓越的语言能力，使其在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能够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而他的很多语言也成为汉语中新的成语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常用语言。

毛泽东的好友萧三曾这样评价说:“一直到现在，毛泽东同志仍然是第一个能用最浅显的语言说明最深邃的理论与最高深的原则的人。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的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诙谐百出、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严正、深中肯綮、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当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礼堂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在当今中外的巨人中间，我们只有将泽东同志比之于列宁和史太林(斯大林)，而泽东同志又独具其道地的、纯粹的中国的风格。”^[28]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为数不少，王明即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王明曾留学苏联，经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可谓烂熟于心，了如指掌，所以号称“党内的理论家”。不过他虽然对经典著作“烂熟于心”、满腹经纶，可是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却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感受，更不知道怎样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可以这样说，王明是经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知道从理论到理论，而无法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去。这也是中国革命事业早期面临的尴尬境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背得滚瓜烂熟，但与中国革命毫不相干，对于解决革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无能为力，甚至带来巨大危害。这种状况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极为不利。因为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就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毛泽东是首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灵魂和精髓的领导人。在这样的基础上，党内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气派，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划时代转变，进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郭沫若在回忆毛泽东的语言艺术时，讲到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陕北公学”请毛泽东讲哲学，毛泽东花了四个晚上和三个白天的时间备好课，但是讲了半天就讲完了。毛泽东诙谐地说:“我折本了，准备了三天四夜，只讲了半天就讲完了。”他的讲课深刻而通俗，生动而有趣，听课的学生不断发出笑声，有时甚至哄堂大笑。正是毛泽东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才达到了这样一种效果。^[29](www.daowen.com)

毛泽东在自己写的文章里，经常使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读来朗朗上口，甚至有一种音乐的节奏感，使人饶有兴味，感到亲切易懂。民主革命时期，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教条化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行动，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害，差点断送整个红军和共产党。毛泽东在批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时，曾引用这样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来描绘宗派主义的形象。在讲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时，毛泽东曾气愤地说:“你的教条，狗粪不如。”“狗粪可以肥田，人的大便可以养狗。但是教条主义呢?它们既不能用于肥田，也不能用于养狗。它有什么用处?”通过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方式，使知识水平有限的广大党员干部明白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危害，激起人们对教条主义的厌恶。^[30]

在讲到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实质时，毛泽东举例说:“小孩子看到麻雀在天上飞，他自己也想飞，但人没有翅膀，飞不起来;二十多年来，许多人都在幻想着革命明天就会胜利，但是革命没有胜利;这样的人像小孩子急得想飞上天去一样幼稚可笑。”^[31]

毛泽东用这样通俗的例子进行类比和推论，把抽象的教条主义的实质，形象生动地展示给人们，教育了人们，使革命同志认清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这样的语言表述，在毛泽东平常的谈话和著作中比比皆是，从而使得抽象枯燥的著作显得生动活泼，明白易懂。比如他提出的“量体裁衣，看菜吃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就是说明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制定相应的方法和政策。在《实践论》中讲到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32]在论述外因与内因的关系时，他举了鸡蛋和石头的例子:鸡蛋因得到适宜的温度而可以孵出小鸡，而适宜的温度却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如此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在毛泽东的论著中俯拾皆是，不仅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当时的革命主体——工人和农民由此掌握了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毛泽东文章中不仅仅使用通俗的语言，还经常变换使用各种修辞手法来说明现实问题，表现了高超的语言艺术。如他把调查研究比做“十月怀胎”，把解决问题比做“一朝分娩”，形象地说明了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关系。凡此种种，不一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