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拯救劳苦大众的坚定信念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自身形成的和从西方传入的新社会思潮日渐流行，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救国理念和人生理想:有人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立志成为一代实业家，力主“实业救国”，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建设一个富裕的国家;有人希望从事教育工作，主张发展平民教育，倡言“教育救国”，改造国民素质，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振兴中华民族;有人希望成为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政治家，主张与外国进行兵战，以武力驱逐帝国主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推翻军阀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毛泽东则认为，一个人如果胸怀大志，就必须首先探求宇宙和社会发展的本源与真理，以之作为拯救民众、改造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前提和思想准备。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名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24]这是毛泽东从探索宇宙和世界之本源出发而写下的拯民救世的豪言壮语。这种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它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始终没有改变过。他立下了拯民救世的高远志向，而且投身伟大的革命实践，把“修身”与“救世”恰当地联系起来。这种认识和实践明显受到儒家传统“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儒家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内向外、由己及人、由人到社会到国家的一体精神，特别强调“治国平天下”首先在于“修身”，认为这是达到人生至善境界和实现理想目标的必由途径。而身修则在于知致、意诚、心正而后方能完成，因此，一个人要修齐治平，关键还是要通过学习，涵养心性，完善个人人格，坚定理想信念。毫无疑问，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观念在毛本人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明显的体现。

在青年时期，毛泽东没有按照父亲安排的方式生活下去，也没有在世俗的世界里随波逐流、无所事事，而是胸怀拯民救世之志，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在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中锤炼自己、提高自己。新中国成立后，他同样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时刻保持着严于律己的作风，甚至把这种作风推己及人、推己及党，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人生态度。^[25]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在工作上始终勤奋不辍、毫不怠慢;在理论学习与研究上也从未放松。可以这样说，他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责任感，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学中的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并融入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从而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解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应该说，共产主义理想的渗入使毛泽东理论品质的价值取向得到升华，也使他的拯民救世之志与英雄主义使命感发生质变。(www.daowen.com)

客观地说，我们在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传奇式的英雄气质，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高贵的理论品质。毛泽东在很多场合表示自己并非英雄，而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样的认识与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是相一致的。这也就是说，他早年的英雄主义气质和英雄观念得到了升华与转型。因此他一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个最大的英雄群体。^[26]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就是要把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劳苦大众变成国家的主人，要把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的中华民族变成解放自己的英雄，就是要让“一穷二白”的中国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赶英超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并通过努力使天下达到“大同”之境。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主义气概符合逻辑的发展结论。

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一般理论而言，人在青少年时期往往胸怀大志，拥有傲视万物的霸气与“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但到中年以后，随着时间与青春的流逝，人的意志、理想、使命感等往往也消磨殆尽。然而，毛泽东身上的这种使命感与理想和抱负在功成名就以后，尤其在他的晚年，反而显得更为强烈。这是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不同于常人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种特征也融入他的理论品质之中。

当然，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忽视英雄主义和个人主观意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他始终强调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他特别推崇中国古人所提出的“人定胜天”思想，在他看来，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客观地说，这样的认识已经接近于主观主义甚至唯意志论的边缘了，以至于后来在与斯诺谈话的时候，毛泽东还认为中国有必要“搞一点个人崇拜”。实际上，任何一个人对他人、神祇和物质的崇拜心理如果走向了极端，就会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盛行的国家更是如此。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责任感尤其是个人英雄主义，距离个人崇拜仅有一步之遥。毛泽东在其后半生，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只有一个远大目标，就是要把中国从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文明和富强的国家，使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坚持八年抗战，打败了来犯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四年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革命的目标在他的手中最终变成了现实，于是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实现。在这样的历史经验和心理背景下，他发出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等口号，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当时的激进心态了。旧中国的羸弱不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艰难处境，加剧了他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让中国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的使命感，使得他坚信“人定胜天”，在短时期内完全可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然而，这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给国家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从更深层次加以分析的话，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毛泽东是一位历史伟人，而不是神，因此自然亦有难以完全克服的弱点。他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和思想情境促成了一代伟人，也使这位伟人犯下了难以避免的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