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忧患意识与英雄使命感

毛泽东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里有他为中华民族立下的丰功伟绩，也有他经过实践而总结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还有他那永不褪色的伟人精神，而这一切都反映在毛泽东理论品质之中，并且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气质、品格、信念、理想正是这种理论品质具体而集中的体现。无论是早年作为反抗者与叛逆者，离开韶山冲走上井冈山;还是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者，从贫瘠落后的陕北根据地走进首都北京;或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一直都以解除民众苦难、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尽管晚年毛泽东在探寻振兴民族之路的实践与理论上出现了某些失误，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但他依然始终不渝地追寻着兴国利民之路这一价值取向，一直继承着传统知识分子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遗产。

忧患意识与英雄使命感是自古以来成千上万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人格中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深重的国难以及民不聊生的现实，加剧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危机感，加深了他们的英雄使命感和责任感。(www.daowen.com)

自幼在慈母影响下，毛泽东对穷人、弱者的悲惨遭遇充满同情，总是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自幼阅读《水浒传》等书，心理上对绿林好汉打抱不平、劫富济贫的侠义之举产生好奇与向往之情。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预科时所做的《讲堂录》，比较清晰地表述了贤圣救世思想。他说道:“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栗(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22]毛泽东认为普通人要向贤圣靠拢，以形成一种完美的人格;而贤圣则要为民众提供一种完美的人格参照，这样孝义廉耻的观念就会深入人心，社会的改造也就因此能进行。这是他理论品质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根据心理史学的理论，伟人在其幼年时所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会在其心理上产生一定影响，对其在成年以后形成独特的理论品质和伟人人格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纵观毛泽东革命生涯的理论与社会实践，我们发现毛泽东理论品格中不断求索的内在驱动力正是他在幼年时所立下的拯救民族、改造社会、振兴国家的远大抱负以及由这种抱负而产生的英雄主义使命感。由于受到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已充分认识到“天下”、“国家”、“民族”与朝廷的根本不同和拯救民族、国家与人民的迫切性。由此，他对自己应当承担的使命与责任有了明确认识。宋儒张载的深沉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成为激励毛泽东勇于承担自己使命与责任的思想武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英雄救世的使命感在毛泽东早期文稿里随处可见。^[23]特别是1925年他重游长沙时写下的那首充满激情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所表达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壮志，更非一般人所能拥有。这是一代豪杰改换天地、舍我其谁、睨视群雄的大气与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