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唯实精神

在总结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时，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10]简而言之，作为一个领导，必须具有洞见事物发展趋势的预判眼光，并能未雨绸缪，适时作出反应。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领导者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深缜密的思维方式。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的理论思维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他总是能及时地对未来并不完全确定的形势作出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预测，即所谓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避过一个个激流险滩，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半个多世纪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是一位有着杰出思维能力的伟大革命家、战略家，他对问题的判断力是十分卓越的，而他极强的判断力则完全出于对事物本身及其规律的准确把握和认识。

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任何人的思维智慧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用毛泽东的话说，人的思维和认识能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人们对于书本(即他人智慧、社会和自然知识)的学习，对于现实社会的实践与认知(即个人对社会实际的亲身感知和理解)。古人云:文以载道。书籍承载了自古以来的道统和人类所积累的智慧，简单地否认书本在人类智慧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错误的。不过，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事物之间存在的差异与不同历史时期事物的变化与演进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单纯依靠书本知识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现实社会问题，这也是被社会实践屡次证明的事实。

毛泽东不是神灵，不是天才，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思路与方案是基于调查研究、社会实践和周密思考综合形成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先天固有的。毛泽东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读书已经成为他的终生爱好。他阅读了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大量的中国传统典籍，从中获得了丰富的思维智慧，这是他思维智慧的源泉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总是亲身参与到革命战争和改造社会的现实之中，因而他的思维智慧有着客观实在的根源，那就是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实际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不仅通过读书看报了解天下大事，而且注重访学、游历，体察国情民风。这种纯朴细腻的唯实作风，成为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显著特色。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准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在出发之前，毛泽东就对红四军的干部们提出明确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在这里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搞清楚该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情况和老百姓生活的疾苦等问题。经过近20天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有了很大的收获，但他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部分同志对调查研究工作不够重视，粗枝大叶，得过且过，浮光掠影，甚至有人对调查研究采取应付差事、敷衍了事的态度，不愿意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此，毛泽东专门召开了有全体干部参加的主题会议，对这种工作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1](www.daowen.com)

基于对这种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态度的了解，我们就不难想象毛泽东对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形成的第一手资料是多么重视，这种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事实上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在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岁月里，毛泽东抽出时间把自己调查研究的材料整理成了《寻乌调查》一书。在这本书里，毛泽东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没有停留在这些调查材料的表象层面上，而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原则和规制。其中包括红军的土地分配原则和如何对待城市资产阶级的政策等，经过审慎思考的这些原则和政策为充分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和革命政权等革命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障。毛泽东说道:“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得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12]

由于毛泽东踏踏实实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所以对此问题有完全的发言权。他的认识是准确的、清醒的。而那些一味凭想象和“本本”瞎指挥的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土地政策，把地主和富农完全排斥在革命阵营之外。这种做法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如果这些地主和富农一旦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就会成为革命的死敌，这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这样的土地政策既不符合革命战争的实际，也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只能使党和红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给革命战争造成严重危害，这是绝对不可取的。毛泽东提出的土地政策基于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符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的，因此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也使得红军最终在赣南闽西地区扎下了根。

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对调查研究的经验进行总结，写成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开始，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至今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命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自问自答地解释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于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13]

《反对本本主义》是一部有重要历史地位的著作。它是毛泽东为了批判当时日益严重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以及主观主义等错误理论而写作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他主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4]通过新鲜活泼的大众语言形式的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和大众文化的形式，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从而深刻地嵌入到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中，嵌入到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造之中，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5]。“中国化”与“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形式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化等主观主义思潮的泛滥，克服了僵化、呆板的理论趋向，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心目中获得了更加鲜活的理论形象。^[16]同时，这篇文章里的一些新提法，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传家宝，直至今天仍为人们耳熟能详，成为指导人们从事具体工作的理论依据。而这篇文章所体现出来的深入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精神，更是毛泽东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精髓，也是毛泽东理论品质所体现的中国风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