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民族风格
毛泽东理论品质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相比,自然有诸多共性和近似性,因为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但是,毛泽东理论品质也有其鲜明的民族个性。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民族风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民族风格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风格的承续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它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必须与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联系,与各个国家的国情相结合,从而发挥其指南作用。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明确指出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革命有着各自的特殊性。他说:“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大国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1]因此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2]。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毛泽东深知必须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中国特定环境之下,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肉相连,才能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在毛泽东看来,“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这里,“在其每一表现中”不仅包括理论上要有“中国的特性”,而且在实践和应用中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简言之,面向中国老百姓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重视民族形式,洋溢出中国作风,表现出中国气派。毛泽东本人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熟悉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种知识和理论上的储备,一方面,有助于他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能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他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特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创造条件。此即毛泽东理论品质民族风格的质料方面。当然,理论要发挥巨大作用,必须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在实践中指导群众从事社会活动。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5],为广大群众普遍接受、真正认同、自觉践行,是一件创造性的工作,亦即要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就必须把深奥、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群众所欢迎的、能听懂的语言和形式。这种转化既要求准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精髓,同时又要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毛泽东强调,要努力做到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6]他主张:“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因此毛泽东一再强调要用“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来讲马克思主义。[7]在这方面,毛泽东建树颇多: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表达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表述为“实事求是”这样的成语;用“一分为二”来概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容;还有“调查研究”、“解剖麻雀”、“以点带面”等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8]此即为毛泽东理论品质民族风格的形式方面。(www.daowen.com)
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民族风格具有明显的“深入浅出”的特点。所谓“深入”,是指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民族风格的质料方面博大精深;所谓“浅出”,是说毛泽东理论品质,民族风格的形式方面表现为受中国群众喜欢的语言和形式。[9]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民族风格具有这样的特点,才使得毛泽东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本章将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探讨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民族风格。具体而言,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民族风格无外乎质料和形式两方面的表征,细致地表现为其理论与学说在内涵和形式上不同凡响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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