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自己路的独立精神

毛泽东在长期学习中一直强调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因此在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颇多收获，由此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实践道路。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创造自己独特道路的思想，在中国革命如何与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一问题上，他的思想也曾经产生过迷惘与困惑。五四运动前后，他受到康德二元论思想、杜威实用主义等观点的影响比较深，就连他自己也承认:“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保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75]毛泽东一度甚至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左右与影响，他说道:“我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主张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76]

但是，毛泽东并不是一味地跟着别人的思维走，而是结合中国实际，特别是结合中国的社会现状去思索、寻求拯救中国的真理与道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使之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及其他错误路线的斗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77]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进一步作了阐释。报告中提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78]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党的决议进行了界定。《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79]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独创性贡献。毛泽东在不断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观点虽然没有完全突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但是，他为后人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和形成新的思想理论架起了一座桥梁。因此有学者评论说，贯穿于毛泽东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是开拓创新，是开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局面。^[80]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实际上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此，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81]

虽然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但他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开拓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他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注释】

[1]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曾经说过，除非历史学家“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事件内部”，否则“他就不会认为还有未竟之事要去做”，历史现象和人物不是“完全违背理性或‘毫无道理’”的(参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毛泽东理论品质也是如此。它有自己复杂的方方面面的成因。西方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都对毛泽东的理论品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影响本书已分散在其他各章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诸如进化论等西方思想文化对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影响作用，由于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里亦不涉及。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3]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4]按照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的观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而从那些开放的港口城市迅速扩展并渗入到许多内陆城市。这样的估计显然稍显乐观。尽管自鸦片战争以来，已有官僚士绅开始具有新的思想、观念、议论、主张，但为数极少，有如凤毛麟角。那时的主流思想，仍然希望在传统的思想与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对西方文化做适度的调节，这就是当时盛行的“中体西用”的论点。1895年以后，思想文化自我批判意识由“用”进入“体”的层次，由学术思想边缘深入核心，认为当前国家社会的危难反映了思想文化核心部分或整体的腐烂。这种激进的思想文化自我批判意识与疏离感，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日益深化与扩散，并常常与政治上的危亡感互为表里。关于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迁研究，可参阅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4—1041页;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政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152页。

[5]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6]实际上，乾隆中期(1770年前后)是个非常重要的界限，由于人口剧增带来的社会压力以及普遍的官场腐败，大清王朝迅速由盛转衰。参阅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95年版，第101—124页。

[7]一般认为，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在明朝中后期，因此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掠夺和经济侵略扼杀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所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正常发展轨道。此说近年来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如华人学者黄仁宇就否认在明朝中后期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著名学者何兆武亦持此观点。参阅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页;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674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12]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157页。

[13]周世钊:《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载《新苗》1958年第9期。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页。

[15]中国传统的“人极意识”即是指人为万物之灵;所谓浮普精神，是指西方近代文明所展现的戡世精神，认为人已取代神为宇宙万物之主，因此相信人性无限，人力无边，人定胜天，人应该宰制万物、征服宇宙。实际上，无论中国传统的“人极意识”还是西方的“浮普精神”，都强调人在社会活动中的自觉能动性。

[16]张灏:《幽暗意识和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17]毛克明:《比较与决裂——两次北京、上海之行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型》，载《探索》2007年第6期。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59—661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页。

[20]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8日)》，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2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7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2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页。

[30]《万国公报》这样介绍马克思及其思想主张:“其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尽管这样的介绍失之偏颇，且错误明显(如将马克思误认为是英国人)，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阅马军:《首个将Karl Marx译为“马克思”的人——蔡尔康史志译撰述略》，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31]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随着新式学堂的大量出现和大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深造，在中国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在国外广泛接触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政治思想，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将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其中一种。梁启超是中国比较早地介绍马克思的学者之一，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提到马克思，当时译成“麦喀士”，他在文章的注释中进一步解释马克思是“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没有进一步做积极的评说。朱执信也是比较早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学说的介绍较为详细，并于1906年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与学说，并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进行了评述。但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是初步接触，肤浅了解，缺乏准确和客观的认识，其中也不乏误解和歪曲，宣传介绍也并不全面，因此社会影响并不是很大。

[32]《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3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45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45页。

[36]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124页。

[37]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226页。关于“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作者曾做如下解释。他说，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的复杂性。这种观点，反映了转型时期思想文化变迁的复杂性和歧义性。而这样的复杂性和歧义性对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动和理论主张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www.daowen.com)

[38]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60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230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230页。

[41]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作者以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的发言为例进行了分析，强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透露出来的人民集体自我具有神性。此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极度夸大的“人的形象”和此前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4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708、533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708、533页。

[4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708、533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46]俞思念:《毛泽东建党思想从传统文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变》，载《理论探讨》2009年第6期。

[47]〔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48]〔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译本)，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4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1、646页。

[50]《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1、646页。

[51]关于湖南为什么会成为近代思想文化激荡的中心，可参阅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22页。

[52]马方玲:《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家园探微》，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5期。

[5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54]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33页。

[5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60、962页。

[56]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60、962页。

[57]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33页。

[58]〔美〕斯诺著，汪衡译:《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59]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60]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2页。

[61]《讲堂录》是毛泽东1913年在第四师范学习时针对杨昌济讲授的修身课和袁仲谦讲授的国文课所做的笔记。该笔记内容博杂，大约两万字，涉及《诗经》、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等经典文献，以及王船山、颜习斋、曾国藩等人的话语，并有多处关于时政与历史人物的议论。

[6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

[63]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同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120页。

[64]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同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120页。

[6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

[66]莫志斌:《湖湘文化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2页。

[67]邱守娟:《毛泽东的思想历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6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69]莫志斌:《湖湘文化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7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71]《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1页。

[72]《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1页。

[7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74]庄福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336页。

[75]《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76]〔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3页。

[7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7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7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页。

[80]庄福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页。

[8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