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求学。此时民主革命的形势已经高涨，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在青年学子中间广泛传播。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拥护革命的人日益增多。湖南籍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积极进行的革命宣传活动，更是极大鼓舞和激励着长沙的青年学生。

湖南革命高潮的不断兴起，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的政治参与意识，他立志“以天下为己任”积极投身革命的洪流。据毛泽东本人回忆，他在这里阅读过革命党人主办的《民立报》，并从中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也了解了反清武装起义的情况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发现《民立报》满篇都是激动人心的消息”^[47]。这家报刊宣扬的革命精神深深吸引了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毛泽东。他曾写过充满激情的支持革命的文章，热情赞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评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很显然，他主张“爱国”、“反清”，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挽救中国社会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清末由立宪党人领导的保路运动很快波及湖南。1911年5月，长沙各阶层人士参加集会，反对清政府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6月中旬，长沙各学堂学生投入到保路运动中，相继罢课并举行抗议活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学生罢课，四处演说，遭到了湖南巡抚杨文鼎的镇压。经历了这次运动，毛泽东的革命思想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坚定。毛泽东认识到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必须经过激烈的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美国学者施拉姆对此有这样的评论，他说:“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48]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其中这样写道:“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49]这里所讲的“野蛮”，实际上就是要养成国民的尚武精神。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积极宣扬尚武精神、军国民精神，他充满激情地写道:“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抢〈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50]他的炽烈的尚武情结一览无遗。

早期的生活实践，培养了毛泽东的尚武精神，而近代湖南特殊的从军尚武环境，更加深了毛泽东理论品格中的尚武色彩。近代湖南由于湘军的崛起，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尚武风气，再加上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得湖南地方培育了大批政治人才和军事人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受湖湘文化影响的尚武精神，在毛泽东身上显示的那种清晰脉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尚武精神正是湖湘文化影响毛泽东理论品格的重要因素。

此外，当时正处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各种社会思潮十分激烈地撞击着湖南，各种思想学说对毛泽东的影响也非常突出。从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到近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的变法主张和革命实践，从旧学到新学，从中学到西学，从政治到文化，五光十色，纷至沓来，使得湖南的思想氛围处在全国前沿。^[51]毛泽东喜欢读书看报，报纸书刊上登载的各种思想、主张、观点、学说更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这些都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在众多思想及人物的影响中，湘籍士人的作用尤其突出。(www.daowen.com)

近代湖湘先贤名人的思想和言行、功业和伟绩成为毛泽东立志效仿的楷模。毛泽东的个性特征、精神气质也在这种文化氛围陶冶下逐渐培养起来。湖湘士人济天下为己任的群体参政意识，养成了毛泽东自信、豪迈、乐于挑战的个性;湖湘学派强调体用合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造就了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知行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倡导的“行先知后”以及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推崇的“格物致知”等湖湘文化的滋养和润泽。在个人修身方面，湖湘文化不尚空谈，只求实用，曾国藩、左宗棠、胡翼林等人都具有“顽强力行”的特点^[52]，自然也成为毛泽东着力效仿的楷模。

这里有必要专门提及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毫无疑义，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不容忽视，曾国藩的思想品质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毛泽东曾明确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53]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与服膺，不仅因为曾国藩出自湘乡，而且因为曾乃近代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位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将。毛泽东曾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著述，“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至今还收藏着他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曾国藩家书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读书论学、修身养性、治军作战、从政为官、人际关系、家庭事务等等，毛泽东以曾国藩言论为治学、修身的依据，崇拜之情跃然纸上。在《讲堂录》中，他记下曾国藩提出的修身、治学、治军、从政的“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做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等，以之作为行为处事的指南。以此可见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

戊戌维新时期的著名人物谭嗣同也是影响毛泽东性格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毛泽东看来，谭嗣同甚至可以和陈独秀相提并论，他们都是“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54]毛泽东深受谭嗣同的影响，就连他所作的《伦理学原理批语》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与谭氏所著之《仁学》是十分相似的。^[55]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生活环境对其理论品质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伟人理论品质的形成，离不开个人不断的探索、学习和思考，也离不开特殊的生活环境、文化状况、物质条件等社会因素的作用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