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也是有很深造诣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在毛泽东的理论品质里，很明显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现在已有的资料来看，毛泽东深受儒家传统熏陶。他精读儒家的基本经典如“四书”、“五经”，同时对宋明理学也广泛涉猎。他曾认真阅读过朱熹的《近思录》以及记载朱熹思想学说的《朱子语类》等^[36]，由此奠定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

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儒、释、道三家都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即天人合一。在这样一个基本观念的支撑下，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内在自我含有神性，而且经由道德或精神修为，人可彰显天赋的神性，进而神格化。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打着“民主”与“科学”的旗号，对包含有封建主义因素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可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思想文化变迁远非某些政治宣传里所讲的那样。有学者研究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趋势，其实与历史传统有延续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五四运动的讨论逐渐走出了一些诸如“反帝”、“反封建”等政治套语的局限。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民主”、“科学”、“宗教主义”、“反传统主义”等标识五四运动的观念也受到学者的进一步思考。对于五四运动的深化研究，揭露了五四思潮性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做进一步探讨:一是“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二是“五四”和传统思想的错综关系。^[37]而这样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既然大多数“五四”知识分子在年轻时代都曾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因此他们思想中的传统因子自然是非常浓厚的。这一点在毛泽东身上就体现得很明显。

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启新文化运动之时，身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毛泽东很快就成为该刊的忠实读者。1918年从学校毕业后，他很快投身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中，编辑刊物、组织学会、发起社会与政治抗议活动等。^[38]

1917年毛泽东在与黎锦熙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39]很明显，毛泽东从儒家思想观念中获得对人之自我的道德和精神潜能的无限信心，相信通过修为，凡人可以成为圣贤。根据毛泽东的看法，所谓“圣贤”其实就是一位通晓宇宙本源，并因此具有对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超凡的洞察力，且能借此探析天地奥秘之人。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样的圣贤是可以通过道德精神上的努力成就的。不难看出，这样的体认与宋明理学家，特别是朱熹的思想有明显的接承关系。在1918年，他对《伦理学原理》做了如下注释，更是将他的这种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服从神不如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40]这段话不仅富有政治预言的意义，更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启示。它表明了广布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普通观念，那就是人的神化。而这样一种人的神化思想，在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尤其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的思想观念中也是一个重要观念。^[41]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主张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合理地加以继承。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和孔子的权威受到重创。毛泽东来到北京以后，思想受到很大震动。他认真地思考着民主、科学、孔子和儒家学说与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虽然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其中也有人民的东西、反封建的东西。他主张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即批判吸收孔子和儒家学说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遗产。”^[42](www.daowen.com)

毫无疑问，毛泽东没有完全否定和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本的若干篇文章里，有不少地方就是直接援引儒家言论。在他所引用的这些言论中，我们见到既有对儒家学说的肯定，也有一些恰当的分析和批判。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将其中国传统文化观再次进行了解释。他说道:“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分开来。”^[43]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只有进行理性的批判分析，才能区分其中的精华和糟粕，也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这些观点和认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认识论。

对传统文化的分析批判并吸收其中合理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有益于为以后的革命建设提供可靠的思想理论依据。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其中深刻地阐述了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文化转向东方文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即中国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真理性。同样，只有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新文化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文化时，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亦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持。这一点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如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多次强调要注重研究中国的现状，注重研究中国的历史。在毛泽东看来，“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一种极坏的学风和党风。他认为，广大党员干部“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45]。任何试图割裂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学说、理论都是没有前途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在传统文化基础上，通过对其批判分析，植入新的思想理论，才会使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在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上，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表现得特别明显。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在思想建设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哲学路线。“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而且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改造和继承;在党的队伍建设和干部选拔方面，要反对“任人唯亲”，坚持“任人唯贤”，也是对古代吏治思想的发挥;在党员教育中提出革命自觉性的自我“修养”观，也是在形式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内省”等格言的借用。^[46]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剔除其消极因素，保留和发挥其积极作用，才能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完成现代转型。一切新的文明和文化大树，都扎根于深厚的土壤;不能设想，可以离开原有的文化传统而在所谓的“空地”上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毛泽东理论品质中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