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沙俄政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因为中国正处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期，新生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不断发展壮大，亟须先进的思想理论作指导以变革中国社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恰好给正在黑暗中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拯救中国的新出路，提供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符合实际的新思维。

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1915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明确提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8]次年，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29]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是由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然后波浪式地发展为全世界的胜利。列宁提出的这个新论断，是以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为依据的，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列宁从世界革命的高度具体规划了俄国革命，以其作为世界革命的序幕和第一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列宁十分强调政权问题，把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重要性提高到决定一切的程度。他认为，尽管俄国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文明水平，但完全可以依靠苏维埃政权使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正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背景下结合俄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19世纪后期，中国已经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过零星介绍，一些中外人士也把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信息传入中国。例如在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里就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并对他的理论进行了简单介绍。^[30]梁启超等维新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做过一些介绍，革命党人朱执信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介绍和研究。^[31]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不准确，在理解上也是千差万别。有人甚至把马克思主义误以为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有人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学说才具有现实意义。从当时社会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得到正确解释，也没有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所重视。因此，中国社会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感悟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李大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驱。五四运动前，他先后在北京的几所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受到进步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他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主编《每周评论》，使得这些刊物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讴歌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阐述其伟大意义，并初步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观点的雏形。李大钊指出，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党“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他得出结论: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最后，李大钊坚定地认为:“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2]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于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感召着先进的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作为顾问，先进青年在上海、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作为机关刊物，还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www.daowen.com)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下，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影响很大的刊物之一，对湖南革命运动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全国也有很大影响。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时同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各行业的工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当时毛泽东非常清楚地看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和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在1949年曾回忆:“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3]在尊重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并不赞同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于中国革命，坚决反对苏俄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利益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中国必须走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才能够取得胜利。换言之，如果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实际上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在十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攻打大城市，推翻旧政府，一举夺取国家政权。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还是把从莫斯科传来的种种意见都看做是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的个别语句当做教条，而根本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从而导致了中国革命在这一时期遭受到极大挫折。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自己的书本上不会出现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论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经济落后的农村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而作出的正确选择。这样的实践和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没有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基本认识，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新思想。邓小平曾经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34]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那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1949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邓小平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35]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既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以毛泽东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也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