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

为了挽救近代中国面临的危局，仁人志士提出和实践了各种救国理念，但最终都归于失败。民主革命的历史发展说明，要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改良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等都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些主张和理念既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

随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展开，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不断向西方社会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于当时流行的改造社会的新理论、新学说，他们都拿过来学习，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改良主义思潮等。不可否认，这些思想理论当中包含对社会改造有一定价值的东西，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改良主义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然而惨痛的教训证明，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1)改良主义

就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改良主义思潮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在那个时代，一些开明士绅和官僚主张在政治上推行改良措施，经济上学习西方富强之术，在思想文化方面借鉴、吸收西方的近代文化思想因素，以改良中国社会的现状。肇始于冯桂芬成型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就是这一时期最具有思想深度的主张。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巨大的亡国灭种危局面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企图在保留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推行改良措施，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借鉴和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试图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康、梁等维新派人士认为，在民族危机加剧和社会矛盾重重的中国，不能够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他们认为应该采取渗透与渐进的方法，用改良的方式一步一步推进社会的改良。康、梁的维新主张使近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发展到顶峰。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并没有按照改良派的主观意愿进行下去，最后以遭到守旧派的血腥镇压而宣告失败。

到“五四”后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已经成为保守落后的一派。他们企图在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独裁路线之间，走出一条介乎于二者的独立的资产阶级路线，幻想通过议会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他们对政府拒绝任何进步与改革的顽固政策表示反对，对中国共产党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包括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政策同样表示反对，他们企图在不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情况下避免暴力冲突和武装流血，进行点滴的改良，以所谓“自觉的改良”来代替所谓“盲动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把改良看做革命的辅助手段之一，历来主张必须为改良工农劳动群众的生存状况而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革命热情，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无产阶级争取改良只是为了更顽强地与剥削制度进行斗争，而不仅仅为了争取点滴的改良成果。因为不彻底推翻剥削阶级与压迫阶级的统治制度，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现存状况就得不到根本改善，改良的成果最终也将化为乌有。因此，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经过流血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的进程也表明，即使像中间路线这样一条只主张实行和平改造、温和革命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中间路线的鼓吹者想用改良主义来实现他们的理想，结局只能是破产失败。在中国只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前，一度受到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对于改造社会的途径和道路也是游离不定，迷茫地徘徊于革命和改良之间。但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及随后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让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道路选择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经过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反复比较和鉴别，终于把马克思主义从其他学说中区别出来，与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并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自己思想的第二次转型”^[17]。

(2)农业社会主义

农业社会主义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早在18世纪末期就已经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就主张在他设想的理想社会中建立以农业为主、实行均等分配的国民公社，其实质就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曾经使用过这一概念。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的民粹派代表人物赫尔岑等人把俄国农民村社的小生产自给自足经济加以理想化，视村社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王国，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主张通过村社土地所有制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避免资本主义。

农业社会主义主张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改造世界，要平分社会一切阶级的土地财产，平分工商业，把整个社会经济改造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孤立的平均的小农式的社会经济。显而易见，农业社会主义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否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客观性。农业社会主义思潮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曾经长期影响甚至左右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的认识。1948年，中共中央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有过明确的解释:指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平均的结果，不独是要破坏封建的土地财产关系，而且要破坏非封建的即自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就是要平均主义地破坏工商业及一部分中农和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因而也要打击广大工业和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这样，就不独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必然要使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后退。……这是违反社会历史的发展、违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之后退的。^[18]

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前后，毛泽东非常关注农村问题和农业合作化问题，他特别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严厉批评当时在党内外和一部分激进人士与工农群众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1948年4月，针对当时存在的这一特殊情况，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派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9]在党员干部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农业社会主义“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历史的倒退。(www.daowen.com)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革命性与反动性两种性质。从农民平分封建土地财产这方面来说是革命的。如果把农民平分封建土地财产的革命，误解为是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也是完全错误和极端有害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在主观上超越了反封建主义的界限，要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一切阶层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财产，还要平分工商业，并把这种“一切平分”称为“共产”，或称为“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与社会发展规律不相符合。抱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看不见土地改革后这种可能的社会变化，看不见这种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而以为可以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完成后，就能够实现全体农民在经济与生活上的平等。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商品竞争与社会分化，其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空想。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还必须容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在农村中则须容许新式富农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恢复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在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进行集中批判的同时，也把它与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农业社会化区别开来。为了避免误解，毛泽东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20]很显然，对于农业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的社会化之间的界限，毛泽东进行了明确的说明。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对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平均主义模式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统一，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3)新民主主义革命

认清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基本国情，乃是认清中国革命一切问题最根本的依据。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换言之，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21]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主义腐朽统治。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有两大敌人、两座大山压迫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另一座大山就是封建主义，外国的压迫和中国的压迫，压得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不能抬头，破坏了我们的生产力。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22]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亦即通过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和睦，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最初由于受到第二国际和苏俄孟什维克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许多人认为当前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并主张进行“两次革命”。针对存在的这种认识以及由于这种认识所导致的中国革命在前进过程中所经受的挫折，毛泽东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

从1939年到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经典著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并系统而深刻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基本纲领等一系列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23]。“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形成。

毛泽东还对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加以说明。他说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24]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封建官僚主义的剥削压迫，最终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

毛泽东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研究中，特别注意把握阶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着重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25]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同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但由于二者革命的性质不同，因此它们的任务和目标自然有了本质的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反抗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推翻国内反动派的腐朽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此举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把大多数人聚集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为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而努力。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和深化，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很显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前提和必要的准备，中国革命的最终走向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此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6]

在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获得发展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关键就在于它总是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7]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设计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才取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