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运演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逐渐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残酷剥削，严重破坏了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式自然经济，使中国的经济形势更为严重、更加复杂。^[7]激烈而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这也决定着中华民族必然面临两大亟待解决的历史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现代化。为了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中国的仁人志士几经奋斗，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生命以换取国家独立和民族昌盛。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道路选择的偏差和指导思想的失误，近代改良与革命一次次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无论是开明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魏源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尝试，还是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的洋务运动的实践，以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党人发动的旨在改变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维新变法，乃至后来发生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有的努力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镇压下归于失败。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真正找到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正确道路及可依靠的社会变革力量。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尽管国家政权在形式上完成了新旧交替，但是由于长期处于战乱局面和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和复杂。虽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现代化两大历史任务，但是由于其本身具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致命弱点，他们不可能坚决地反帝反封建，不可能完成国家富强昌盛的重任。

对此，毛泽东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8]而这样的社会现实最终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主张走第三条路线的中间人士，促使他们自觉与反省。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有着精辟的论断。他说:“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国家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9]幻想通过温和渐进的方式来改良近代中国社会，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要想改变广大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通过武装革命完成社会变革。毛泽东总结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0](www.daowen.com)

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让志向宏远的毛泽东忧心忡忡，在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蕴含着毛泽东对国家和民族的厚重感情，更体现了他的以人为本的民主思想，这在他的理论品质中处处可见。例如，在思考国家和民族安危时他就感叹道:“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概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11]他从思想道德的深层次上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社会存在的诸种弊端及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责任感。从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观念到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观念，表达的都是时代感中的群体意识、个人意识的觉醒。这种群体意识和个人意识的觉醒，反映了当时思想理论界对于社会现状的忧虑。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局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危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此之后由慢性的蚕食剥削突然转变为对领土的掠夺(当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及强行割占租借即是明证)，而且步步紧逼，造成全中国有被瓜分的恐慌;另一方面是国内政局急转直下，传统政治秩序土崩瓦解。传统政治秩序的瓦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始于商周而定型于秦汉的“普世王权”以及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官僚体制”都面临着合法性的问题(1898年的戊戌维新及后来的立宪运动就是最好的注解)。^[12]在内忧外患双重危机的压迫之下，任何局部与渐进的政治改造都是捉襟见肘，难以挽救危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后来的“国民革命”，都一次接一次地失败了。毫无疑问，当时中国社会的改变必须通过一场彻底的革命来解决问题。毛泽东所表现出的这种强烈忧患意识，正是对近代以来思想界激荡与社会剧烈变化的一种反映，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密切关照。

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并站在时代的前头，这是进步青年责无旁贷的职责。毛泽东倡言每个有志青年都应该奋起承担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而要扭转社会危局，就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13]在后来的革命与实践中，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历史责任感表现得更为强烈。他撰文向青年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4]在这里，毛泽东体现出了一种既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又对群体道德的自信。在这种自信里，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传统“人极意识”与西方的“浮普精神”^[15]的混合产物，表现为“志士精神”和“戡世精神”两种观念。^[16]抱有志士及戡世精神者，对渐进式改革或改良是难以认同的，他们更认定“革命”的途径，主张救国宜“急”而不宜“缓”，因为中华民族正在列强铁蹄的践踏之下遭受奴役和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