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革命性

马克思在1848年12月撰写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中，把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定性为“反革命”，是因为他们“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权柄时的形象”^[36]。在此，马克思对革命下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定义。什么是“革命的”?“革命的”不是“三无产品”，它要有“眼睛”，要有“耳朵”，要有“牙齿”。这就是说，革命昭示社会基本制度的更新，是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前进，要看到“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方向;革命代表着进步阶级的利益，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革命不是对旧势力的妥协和让步，革命要有“毅力”和“首创精神”，要体现革命者的奋斗精神。无产阶级及其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它们具备上述的革命性品质。

第一，一种理论是否具有革命性品质，我们首先要看它所提供的社会发展主张和社会理想模型是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否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革命性品质至少应当体现在它的社会性、民族性和根本性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理想模型，就是具有社会性、民族性和根本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性革命品质。马克思把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与1648年英国革命、1789年法国革命进行了对比，并得出了如下结论。他说，“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代表，即反对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37]。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所向往并以实际行动努力促成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全新社会制度，代表着全人类追寻普遍正义的共同理想，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社会性革命品质。这个理论及其实践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当做自己的革命对象。^[38]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性革命品质。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中，使用了“欧洲的革命”、“民族的革命”(德意志的革命)和“普鲁士地方性的革命”三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概念所指涉的对象及其所标志的意义是不同的。“欧洲的革命”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是指要具有这个“世纪”(时代)的特征，能够代表整个欧洲社会发展方向，“因其站立于创造性的事业的顶峰而充满无限的自信”^[39]，它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164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就是这类革命。“民族的革命”实际上就是“欧洲的革命”的具体表现，或者准确地说是“欧洲的革命”的现实表现，“欧洲的革命”正是通过“民族的革命”才能表现出来。所以，“民族的革命”因而是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爆发的具有普遍意义、典型代表意义的实实在在的社会革命。它既不同于抽象性的“欧洲的革命”，也不同于纯粹现存性的“三月革命”，如果前者是人类理性的追求和目标，而后者因其狭隘的地方性特质，偏颇的利益性特质，而发出的“光芒”只“是一具早已腐烂的社会尸体发出的光芒”。^[40]我们可以看出，“民族的革命”应当是，既有代表社会和历史进步方向的普遍意义，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反映具体的国情和时代内容、时代精神。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样的社会理论，因而我们说它具有民族性的革命品质。

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性革命品质。马克思说:“1789年革命仅仅以1648年革命作为自己的榜样(至少就欧洲来说是如此)，而1648年革命则仅仅以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两次革命都比自己的榜样前进了一个世纪;不仅在时间上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如此。”^[41]这里的“时间”一词的含义是明确的，即指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以及革命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那么这里的“内容”一词指的是什么呢?在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是指革命的领导权，即“领导运动的阶级”^[42]应当是最进步的阶级，革命的对象应当是腐朽的反动阶级及其统治。这个思想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3]的论断是一致的。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撰写的几篇《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多次重申这个观点，并且把阶级斗争看做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根本矛盾运动的表现。显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革命是社会根本矛盾运动的产物，也是解决对抗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根本途径。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以此，把“共产主义”即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同“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这样彻底的根本的革命性理论。因此，“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44]。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性革命品质。

第二，一种理论是否具有革命性的品质，还要看这种理论是否能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是否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能够彻底改变人民群众的悲惨社会地位和不良生活处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始终面向最底层群众的思想体系，它公然声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说，通过否定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对正在生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就同德国国王对已经生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一样了”^[45]。为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46]。在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旧哲学是完全不同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47]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历史看做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他们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力量，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是人的解放的最基本的方面和内容。(www.daowen.com)

首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而且他们的主体地位在“市民社会”走向腐朽后，将得到历史性的确证。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整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48]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最彻底的革命性、结论性的论述。这里有两点深刻的意蕴，即历史进步的观点和阶级结构、阶级斗争的观点。从这两点上，我们就可以深刻地领悟一种历史实践的决策依据——群众呼声的历史本体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昭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围绕现实的人的问题而展开的。与启蒙思想家费尔巴哈、康德和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把人不再看做是“抽象的”，而是把人看做现实的。以实践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具体的人。历史进步的过程，就是人的解放过程，而这个解放过程又表现为社会经济关系或矛盾的运动过程。所以，人既是自由的，是历史的主体;但另一方面，人也是“不自由”的，必须服从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的历史决定论。概言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既是历史进步的目的本身，又是历史进步的实际推动力量，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革命理论，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倾听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并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提供理论指导和服务。所以，列宁说:“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49]这里所谓的“科学”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是革命的理论，还在于他充分展现出革命者独有的彻底的首创精神和战斗精神。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四个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50]马克思也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51]在革命中，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得到充分的表现，革命是人民群众的“节日”。“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其他办法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够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52]这种“新基础”或“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理论上的首创精神，或者说，它首先是理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式。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只有通过实际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够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任何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53]。正是引入了科学的实践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成为革命性的。

其次，制度上的创造性，即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4]那么，这种崭新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环境是什么呢?马克思说，作为社会产物的“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55]，就是无产阶级和公有制，就是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56]。无产阶级在夺得国家政权后的经济建设任务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的关系”^[57]。在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的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58]。这是一幅革命的浪漫主义画卷，是在人间实现了的天堂，是最富有革命性的社会建设规划。

最后，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无产阶级与历史趋势之间具有某种同一性，也因为马克思主义对真理的执著信念，同时也因为一种强烈的“否定辩证法”精神——关于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在理论活动还是在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都表现出一切旧势力前所未有过的战斗的精神气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当人们谈到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59]。而且，这种新旧对峙是不可调和的。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0]，“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61]。马克思主义理论客观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内涵，因而正像它的对象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动地获得了“奋斗精神”——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马克思乐观地说:“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