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不可遏制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19]。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具有科学性意蕴,这首先是从形式上来说的,即理论本身在逻辑结构和表达方式上是符合科学标准的。这种科学性品质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仅仅以科学及其成果为基础,而且,它本身还同时是对于感性世界的科学把握、反映和建构。这在整个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的思想理论都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质具有科学性意蕴。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品质表现在它的科学精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论证,我们应该按部就班地从科学范畴的含义、特征及其表现形式的逻辑起点上来展开。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提问会把人们的思维引向经验主义的实证科学。所以,对“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隐隐约约地会把一些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排除在外。因此,我们必须用另外的问题来取代这个提问。这个新的问题将这样表达: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恶;对公正、普遍性、创新等准则的遵循。”[20]这样,科学就不再简单地呈现为冷冰冰的事实和规律的堆砌,而可能成为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我们也就既可以避免自然主义的机械性错误,也可以避免主观主义的任意性错误。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科学性的探讨才可能是正确的、科学的、实践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坚定的求实态度,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绝对主义。科学精神从本质上说就首先表现为对真实的追求,这种追求就是把人类思想发展的趋向永远指向主观与客观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具有这样的理论品质。并且,以此将它自己与以往的旧的哲学理论区分开来。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它们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求真的态度更为坚决,但这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或者说,也许它们求真的愿望与意志是热切而坚定的,但它们所谓的“真”实际上是虚幻而抽象的。正确思想的出发点和对象不可能是神秘的自在世界,它们在逻辑上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所以,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1]既然人类思想的对象不再是抽象、冷冰、机械、僵死的,那么,所谓求真,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就是在“劳动”的基础之上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统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的统一。马克思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的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2]不难看出,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从物质生活的层面上来看,还是从精神生活的层面上来看,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自然与人的统一,都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进言之,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统一。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真”。不幸的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只抓住“客体主体化”的一极孤立行进,以致误入歧途。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品质,它的求真的科学精神,也将自己与旧哲学中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区分开来了。尤其是与主观唯心主义不同,它们极端地发展了“主体客体化”的一极,它们的“求真”是以幌子的形式扭曲表达的。这里有几位哲学家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首先看休谟的思想。“休谟把自己称做是‘实在论者’:我是实在论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23]休谟通过“太阳晒热了石头”这个经验知识的分析,认为“日晒”→“石头热”的因果联系只不过是人们的心理习惯,于是解构了因果性的可靠性和必要性。这样,整个以求真为目的的科学大厦就因为怀疑主义的干涉而垮台了。如果说休谟的“求真”精神是以否定的方式展现的,那么,康德的“求真”精神则是以肯定的方式表达的。康德把“真”的根据托付给先验范畴。在康德看来,任何思维者都具有一种思维结构,这种结构是每个人的主观里都具有的,但它本身又不是主观的,而是思维内部固有的,是先验的。所有思维都必须服从这种客观的先验结构,主体只能用像因果性、实体性、单一性、多数性等先验范畴织成的认识之网去把握感性的经验材料。由于这些先验范畴是普遍必然的,是客观的,所以,借此而形成的对经验的把握是科学的。在康德看来,以往的人们总是从观念知识附和客观对象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性,而合理的看法只能是这样:是人为自然界立法,而不是自然界为人立法。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说:“先验哲学是一门科学的理念,对于这门科学,纯粹理性批判应当依照建筑术,即从原则出发,以构成这一建筑物的全部构件的完备性和可靠性的完全保证,来拟定出完整的计划。它是纯粹理性的所有原则的体系。”[24]显然,康德把“求真”的判断标准“观念”化了,“真”受限于先验范畴的普遍必然性,质言之,是观念性的或者观念的普遍必然性成为“真”的最后限度。至于黑格尔,我们认为,他只是片面地发展了康德的观点,就连在康德那里还有一线希望的“自在之物”、“现象”的客观性特质,在黑格尔那里也已经变得黯然失色了。现实世界成为“绝对观念”、“自我意识”的确证和指认。[25]如果在康德知识论里“人”还具有自由的话,那么,在黑格尔知识论里,人已失去了自由。可是,不管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他们的“真”是有问题的,而这种缺陷,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圆满解决。马克思评价道:“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6]只有在马克思这里,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真,这种真是与善、与美相统一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品质还表现在它的科学形式与内容上。一种具有科学品质的思想仅仅具有科学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应当具有科学的形式和内容。从而使它的“科学性”真正地以现实的存在形式表现出来。(www.daowen.com)
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种社会精神生活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各个领域或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律性知识的理论体系。”[27]所以,科学从形式上看来,具有逻辑系统性的特质,具有自己特殊的逻辑结构。它必须运用严密的范畴和概念,通过判断和推理的逻辑范式和程序来表达对于客观知识的把握,形成自己独特的公式、公理、定律、定理、观点和方法。它是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正是这种形式上的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同以往的社会思想体系区别开来。从某种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独断变为科学,从经验诉求变为科学理论。
由于受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盲目力量的支配和压制,人类从开始时就不断产生关于美好未来社会的想象和期待。这在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发展史上能够找到许多例证。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近代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从老子的“小国寡民”到孙中山的“大同社会”,无不反映人类对于美好未来的激情憧憬。但是,这些思想就其最高形式而言,就其可行性、可操作性或实践性而言,都不过是一种幻想、空想,是某种不能在人间实现的“天堂”。因为在这种“天堂”里,人本身被抽象掉了感性存在,成为某种“无我”的、“无色”的存在。这无异于说,现实的人是无法生活在这样的国度中的,除非他消灭自身的感性存在,或者臆想着已被解放。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把“天堂”搬到人间的方法,这就是“共产主义”,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理想,而不再是因为缺乏可行性的幻想或空想。在马克思看来,平等、自由、公正不会自动降临。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其实践能力的明证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8]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这种“搏斗式的批判”,才能在此岸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他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29]当然,这种批判的最基本途径就是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是建立在平等的财产关系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这就是马克思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抛弃了幻想和空想,找到了彻底实现社会正义的科学途径。也正因此,马克思在人类文明史上,才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尊重。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因为在此之前的有关社会和人文的思想都是建立在形形色色的独断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旧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把人类社会看做是某种主观或客观精神的发展过程。既然作为对象的社会是非自在的,是主观任意的,那么作为对这些现象的反映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就谈不上什么客观性,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科学性而言。事实上,旧的社会历史观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宿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反科学的,都是基于某种随意性、任意性的痴说独断。这种独断论就是“那种要依照理性早已运用的原则、单从概念(哲学概念)中来推进某种纯粹知识而从不调查理性达到这些知识的方式和权利的僭越”[30]。这样,就使得他们的知识和理论“只能是摆脱科学的约束,把工作变成儿戏,把确定性变成意见,把哲学变成偏见”[31]。“(旧)唯物论、宿命论、无神论、自由思想的不信、狂信和迷信……还有唯心论和怀疑论”都是如此。[32]康德以前的哲学家如此,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也是如此。在马克思看来,康德哲学当然也是独断的,康德对独断哲学的批判也仍然是独断的,尽管他的哲学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因而,康德只看到了独断论者在逻辑和理论上的僭越,而没有看到更为严重的一个僭越,即对实践和人的僭越。
所以,后来恩格斯指出,对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一切不可知论、怀疑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就是实践。恩格斯反问道,康德是如何知道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概言之,从最深层次上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独断论),既反逻辑,也反人,因而不是科学的,它们要么片面夸大异己的客观力量,要么片面夸大人自身的精神和意志自由。当然,建立在这种独断论哲学基础之上的社会历史观、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肯定是不科学的。而马克思的“新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通过“感性世界”的概念,成功地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与统一,他反对从未现身的自在世界,也反对意志的胡作非为。他强调对象的先在性,但又非常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性。所以,从整个近现代西方哲学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历史发展的结晶。马克思是不可超越的,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讲:“地球上所有的人,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33]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理论品质,还体现在它继承了以往哲学史上的优秀成果,博采众长,并融为一体,自成一家,就像把哲学海滩上那些散布的贝壳收集起来并用自己的方式把它们串起来而成为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一样。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品质体现在,它是全部西方哲学探索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晶或产物。从一名青年黑格尔者的角色出发,马克思以辩证法拥护者的身份,最早在伊壁鸠鲁的哲学里找到了打开有关这个世界所有理论叙述的路线难题的钥匙。在关于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里,马克思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平衡自由意志和决定性的形式或方法。这种表达方式是在本体论的维面上展开的,因此它能够也会必然地贯穿并应用于对知识、价值以及历史的思考,并成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这种叙述技术或表达平台是如此的具有协适性和包容性,以至于它在以后的发展中,卓有成效地融合了近代的理性论与感性论及其表现的启蒙与反启蒙思想留给人类的精神遗产。其次,就其逻辑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理论品质还体现在,它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是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一。它把实践性的价值立场贯彻在自己思想体系的始终或所有领域。从而使得它在本体论上不再像以往的哲学那样在自卑与恣肆之间摇摆;在知识论上,在死板与虚无之间晃动;在价值观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挪揶;在历史观上,在毁灭与漂流之间折返。总之,马克思主义因为它的整体性、系统性而使得自己的思维开阔但又受到约束,从而保障了它的科学性。所以,马克思主义这种系统性思想,最容不得被断章取义,它是一块“整钢”。[34]
2008年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而获得本质上的合理性进步,资本的贪婪与嗜血本性不会易移。在德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论》成为畅销书,有的国家甚至脱销。在日本,共产党员的人数首次与执政的自民党相当,高达100多万名。这也许证明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论断:“20世纪,几乎所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都是在与马克思对话,尤其是在同《资本论》第三卷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图式在对话。”[35]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理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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