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品质的基本类型

理论品质的结构十分复杂，形式丰富多样。这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和人自身关系复杂多样性的主观表现。人类理论活动的基本类型，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主要有三种:一是经验主义理论，二是理性主义理论以及作为这两种基本类型综合的第三种类型——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本书将讨论理论品质的这几类最基本类型。

(1)经验主义理论品质

一般而言，经验主义理论品质就是人们在处理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的关系时，把实际、客观、世界等对象看做是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在知识和理论的本质上，奉行一种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与思维路线。它注重经验，注重从感性经验和感觉里面获取知识。例如，在洛克看来，人心如同白板，知识是外界事物印在这块白板上的印记。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洛克说:“我用一句话来答复这个问题:是从经验得来。”^[67]

我们可以这样表述该问题，即经验主义的理论品质如此展开自己的理论，它关于自己理论的质料和形式的一切论证和叙述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甚至更有经验主义思想家赋予经验以本体论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存在之所以存在，并不是根据其自身的存在性，而在于经验，于是经验变成了存在的规定性。^[68]不仅如此，经验主义理论还在知识的来源、根据、标准、方法和认识的主体等方面对“经验”的特殊理解上把自己与理性主义区分开来。这样就从知识论、本体论、分类学的三重角度上有条件地把经验主义看做一类最基本的理论品质。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只对经验主义理论进行一些宏观上的简单分析，以便使我们的思绪保持在“风格”、“品质”层面上。经验主义理论品质的内涵、特质和表现是什么呢?

其一，与理性主义理论相比，在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上，经验主义理论不仅把事实、经验看做是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规定性，而且它们还断然否定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对经验主义而言，应然与实然、价值与事实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所以不存在从事实导出价值、从实然推出应然的可靠的逻辑通道。在此，从一般意义上可以看出，经验主义理论包含着非常强烈的、单一的、纯粹的客观主义风格倾向，它不同于标榜“客观精神”的那些理论思想所谓的“客观”价值。从经验主义对“价值—人”的这种彻底的排除中，我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人好像被孤立于出发点。经验主义存在着这样一个严重的内在矛盾，“我思故我在”^[69]显然不对，可是把“我”与“我思”、“我”与“我在”完全割裂开来，显然存在着逻辑与情感的双重缺陷。逻辑上，我们无法不“我思”，情感上，我们无法不“思我”。毋庸否认，现代科学主义正是近代以来的经验主义理论品质极端发展的必然产物，科技进步了，可人性泯灭了，人在社会物质进步的浪涛中迷失了自我。

其二，经验主义是这样一种品质的理论，它先天包含着罹患狭隘性恶疾的基因。这种“基因”存在于经验主义对于“经验”的理解中。从认识主体上看，“经验”显然是属人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经验主义者所讲的作为经验的主体是个人。这虽然保证了“眼见为实”的客观性，可这种“客观性”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它使人们失去自由。在现象界，如果没有精神观念的参与，人们将在具体的时空中迷失方向，因为每个人所遭遇的时空总是有限的，即使“见多识广”，也是十分有限的，这就是狭隘性品质的表现之一。“经验”同时也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从洛克的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区分，到休谟的心理联想，再到康德关于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哲学家对“经验”与“感性”的认识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所以，“经验”不仅不能给我们客观性的材料，反而可能给我们不真实的东西。于是人们理解了为什么经验主义往往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即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其三，从一种广义的人类文化学视角来看，经验主义理论具有这样的品质，它在群己关系上可能会奉行个人主义，在社会思想领域内奉行具体主义而反对抽象主义。近代以来，英美文化沿袭了以往的经验主义传统，而法德等大陆国家则沿袭了理性主义传统。在英语中，“people”(人民)在词性上是复数的，而在法语和德语中，“人民”在词性上是单数的，前者显然指具体的人，后者指抽象的人。^[70]因此，经验主义在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领域，在人的问题上奉行个人主义。个人权利成为这些领域中所有问题的最基本的立足点。这种思想重视个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重视个人的道德权利，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这一切与近代科学、近代民主革命主张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系。它们一起最后把个性自由推向极端，把因客观“经验”而割裂的天人关系推向绝对对立。在思维方式上，经验主义也包含着某种内在的反对形而上学的基因，它强调个性与具体，注重生活与现实，渐渐地这种基因终于在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中得到充分彰显，并成为现代经验主义的最基本主张，对其他哲学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理性主义理论品质

理性主义理论品质是与经验主义理论品质相对而言的。这种类型的理论品质是在处理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的关系时，把价值、理论、主观、人等主体性要素看做是第一性的、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知识和理论的本质上，奉行一种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认识和思维路线、方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理性主义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所以，我们能从以下的论述中看到，当我们把“理性主义品质”的概念指向某种理论时，或者我们把某种理论从品质上归结为“理性主义”类型时，我们可能指涉的是什么。

其一，理性主义的理论品质，即当我们说某种理论的品质属于理性主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说它同经验事实、感觉主义(sensationalism)是相反的，一般意义上这是从知识论的语境中诠释该词语的。它认为人的知识是不可能从经验中获得的，人的知识来自于观念世界而不是物理世界。柏拉图将知识看做是不朽灵魂对自己过去的丰富经历的回忆，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也大致如此概括人类知识的根源问题。《斐多篇》里有这样的叙述:“我想，如果是我们在出世前获得了知识，出世时把它丢了，后来又通过使用各种感觉官能重新得到原来具有的知识，那么，我们称为学习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不就是恢复我们固有的知识吗?”“所谓学习的人后来只不过在回忆，而学习只不过是回忆。”^[71]可以看出，柏拉图认为必须具备普遍必然性的观念、知识，理论是属于先验的理论世界的。

在此，当我们说某种理论的品质属于理性主义的时候，也就是说，那种理论就其知识、解释、合理性、根据的这些观念的安插是发自内心世界的，而不是借助外部世界的，我们可能在一般的语境下，特别是当代中国哲学语言生态环境中，更愿意将其称为“唯理论”，从而使得对这类理论品质的评价色彩更加突出。同时，“唯理论”这一术语还隐秘地透露了它所指涉的思想内容的本体论意味。它在认识关系上，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最深入、最抽象、最简单、最直接的回答。

其二，理性主义理论品质，同时还是与信仰主义、蒙昧主义相对而言的，这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界定理性主义理论品质的。这个含义其实并不仅仅具有近代意义，今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能看到很多这类现象或这类现象的特殊变种，比如像邪教组织与特异功能的反科学现象。所以，理性主义提倡科学，反对神权、推崇人权、反对超验实体的这些基本义项，在当代仍然发挥着自己的解释功能和批评功能。在此语义下，离开理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生活就不能达到自由的高度。斯宾诺莎曾经说过:“我把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称为奴役。因为一个人为情感所支配，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而受命运的宰割。在命运的控制下，有时他明知什么对他是善，但往往被迫而偏去做恶事。”^[72]邪教就是这样的所谓“宗教”理论，它的理论品质不是理性主义，而是蒙昧主义，他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鼓吹迷信和奴役，反对通过现实生活实践获得自由。对此，18世纪法国哲学家梅利叶说:“这些捏造出来的东西实质上都不外是拴住牛鼻的绳子，其作用只不过是控制愚人和糊涂虫的心思而已。”^[73]

其三，理性主义理论品质在开始的时候，就包含着一种可能的极端二元对立，而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只有同时寓于二元统一中的时候才可能是真正合理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都犯了相同的错误，那就是把“理性—感性”的二元对立推向极端。极端的理性主义在现代社会突出地显现了出来。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理性主义就在其先验实体里面安插了一种绝对的统摄机制或力量。因此，这种超验实体所承接的存在根据与人生寄托工具作用，相应地获得了这种绝对的决定性力量。可以看出，近代“理性”在驱走绝对神权以后，自己最后也宿命地陷入“至尊”地位，并且很快显现出吞噬和泯灭个性，拒绝和扼杀丰富多样性的弊端。“理性”也走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它甚至要代替上帝去创造上帝所不曾想到的一切。培根的“十日大学”就是明证。^[74]于是，作为理性主义的反动，非理性主义粉墨登场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注重本能和与欲望的弗洛伊德主义、关注经验与实证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注重生命感性存在的存在主义，还有新托马斯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理论应运而生。与传统理性主义理论品质不同，他们强调自由、个性、能动性、多样性等等。梯利一针见血地说:“现在反理智主义的各种哲学的特征，是反对任何极端决定论的体系，无论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这类哲学都要求一种比较有伸缩性的宇宙，在那里人生不仅仅是一出木偶戏，或各种人物在其中只演分派给他们的一出戏。他们都摒弃这种世界:其中缺乏自由、创造性、个人责任、新奇、冒险、豁着干、机遇和浪漫活动，即未受哲学影响的个人所过的生活，他们的兴趣由一般转向个别。由类似机械的性质转向有机性，由理智转向意志，由上帝转向人。近代的浪漫主义，要求人在其中奋斗并获得机会的世界，人能够通过努力为适应自己的目的和理想而予以塑造，人在其中能够成功或失败。它希望那为平凡而无反省的常识所看到的世界再恢复起来。”^[75]

(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品质，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它从类型上看属于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呢?它既不是经验主义，也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对两者的融合与超越。毛泽东对它们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他说:“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有片面的真理，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是错误的。”^[76]这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当然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必然要说明的，这关系到关于理论品质类型分类的逻辑合理性问题。让我们避开必要的冗长铺垫而开门见山地进入讨论。问题是，那与理性主义相对而言的非理性主义是否应当被看做一种理论品质类型呢?还有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直觉主义”、“情感主义”、“自然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是一种特殊的理性主义理论，是操着非理性主义语言的理性主义者。它们彼此之间只是早期理性主义或传统理性主义与晚期现代理性主义之间的分歧。分类总是大致的，尤其是关于人类思想的分类，不仅是大致的，而且是有很大风险的。恩格斯说:“一切差异总会在中间阶段融合，尤其对立都会在中间环节而相互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同样不知道什么僵硬的和固定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相互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对立相互联系。”^[77]所以，关于理论品质的基本类型的分别，只给我们提供关于理论品质研究的一般的宏观的指导。

【注释】

[1]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所谓的“报纸新闻洞”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中，由于受经济规律的制约，报纸的版面不可能随意扩大，而是固定的;这样，在登发新闻的过程中，就必须对新闻进行取舍;而这种取舍过程正反映出了社会心理和思想聚焦状况变化的趋势。

[2]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3]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

[4]〔英〕西季威克著，熊敏译:《伦理学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439页。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

[7]王健敏:《道德学习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8]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商务出版社1964年版，第292页。

[9]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10]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商务出版社1964年版，第294页。

[11]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12]对于“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场，然后表明其本身。”“人不外是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这个原理，也就是所谓主观性。”(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这种观点就一般意义而言是有问题的，但就个人而言是大致符合事实的，是类似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人只能被理解为自己的实践的产物。在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原理”加以改造和利用，即理论是理论品质的产物，就像人是德行的产物。

[13]〔美〕麦金太尔著，宋继杰译:《追求美德》，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14]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15]〔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0页。

[16]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4、193—194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109页。

[18]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19]〔德〕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67、30页。

[20]〔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8页。

[21]〔德〕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67、30页。

[22]〔苏〕B·阿法纳西耶夫:《社会:多位性、认识与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23]〔苏〕B.阿法纳西耶夫:《社会:多位性、认识与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24]〔苏〕B.阿法纳西耶夫:《社会:多位性、认识与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25]《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84页。

[26]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事物的原型，事物不过是理念的“摹本”或“影子”，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分有”了理念。这里，我们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上来使用柏拉图的“理念”。所以，“品质”与品质的关系，就像“理念”与事物，也就像“在”和“在者”的那种关系。

[27]《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28]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29]〔美〕加勒特·汤姆森著，王军译:《笛卡尔》，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页。

[30]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4页。(www.daowen.com)

[31]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

[32]〔德〕康德著，邓晓芒译:《实用人类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96、197、220页。

[33]〔德〕康德著，邓晓芒译:《实用人类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96、197、220页。

[34]〔德〕康德著，邓晓芒译:《实用人类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96、197、220页。

[35]转引自李勇:《究竟什么是文学理论——兼论文艺学边界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37]杨祖陶、邓晓芒:《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38]〔德〕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39]〔英〕康浦·斯密著，韦卓民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41]《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1页。

[42]〔英〕罗素著，马之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6—337页。

[4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120—121页。

[46]〔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120—121页。

[48]梦海:《时代精神境况与哲学主题的演变——兼论21世纪哲学的“世界”和任务》，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49]〔德〕里夏德·克朗纳著，关子尹译:《论康德与黑格尔》，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52]〔德〕里夏德·克朗纳著，关子尹译:《论康德与黑格尔》，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53]舒炜光主编:《自然辩证法原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54]〔瑞〕让·皮亚杰著，郑文彬译:《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56]〔德〕包尔生著，何怀宏、廖申白译:《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57]〔德〕包尔生著，何怀宏、廖申白译:《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58]〔美〕莱利斯·A．豪著，陈志刚译:《哈贝马斯》，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页。

[5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页。

[60]〔德〕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61]陈修斋、杨祖陶:《欧洲哲学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3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63]〔德〕麦克斯·霍克海姆著，李小兵等译:《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256页。

[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65]刘小兵:《理论的张力》(上)，载《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66]毛泽东1930年1月5日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批评了当时在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内流行的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悲观论调。

[67]〔法〕洛克:《人类理智说》，转引自陈修斋、杨祖陶:《欧洲哲学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68]孙志海:《论经验主义的内涵及其内在矛盾》，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年第3期。

[69]这种观点认为存在着绝对的、第一性的“自我意识”。笛卡儿说:“‘我想，所以我是’……是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原理。”Je pen se，donc je suis(拉丁文译作Ego cogito，ergo sum)，我国学界对此之流行译法为“我思、故我在”，也有人译为“我想，所以我是”，因为这里的“是”是“起作用”的意思，而不是作表语的“是”(笛卡儿著，王太庆译:《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27页)。海德格尔和萨特将这个命题理解为是对“自我意识”的确证。萨特说:“世界上绝没有哪一种真理能够离开‘我思故我在’，我们从这一点上就可得到一个绝对真理:自我意识是存在的。”(夏基松著:《现代西方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还有人将这个哲学命题翻译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68页)但是，不管哪一种翻译法，都赞同笛卡儿是在试图否定感性存在而建构一种理性主义、唯理论的理论解释模型。

[70]宋清华、黄耀丽:《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辩》，载《学术界》，1996年第5期。

[7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1页。

[7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0页。

[7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

[74]〔英〕培根著，汤茵茜译:《新大西岛》，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联合出版，第156页。

[75]〔美〕梯利著，葛力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55页。

[7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77]恩格斯著，于光远等译编:《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