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的质料

下面我们将从“质料—形式”的角度展开对“理论”的考察，以期发现理论的一般品质并深化对理论特殊品质的理解。我们所使用的这对范畴将大致上从康德哲学的意义上来展开，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贝克莱—黑格尔”形式主义和“牛顿—爱因斯坦”质料主义的偏颇，才能避免唯理主义理论和经验主义理论的错误，也才能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认识论的极端、片面和过于常识化的理解。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思想没有内容是空洞的，直觉没有概念是盲目的”^[37]。质料和形式，也就是“内容”和“概念”构成了任何理论不可或缺的两翼。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质料和形式进行了辩证界定，他说:“当我们被一个对象所刺激时，它在表象能力上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感觉。那种经过感觉与对象相关的直观就叫做经验性的直观。一个经验性的直观的未被规定的对象叫做现象。在现象中，我把那与感觉相应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质料，而把那种使得现象的杂多能在某种关系中得到整理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形式。”^[38]我们认为，理论也是质料和形式的统一。因为正如康德所说:“‘感觉’这个词也可能用来指知识的质料，那是说在它为本体所决定的范围内。”^[39]这种看法，不仅使我们置身于话语之中而变为演员，而且也使我们置身话语之外而变成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我们的意思是说，这种观点首先使得我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论或言语“理论”和世界，而且使得我们认真聆听那言说者是如何以他们的方式言说或理论“理论”和世界。那么，彻底使我们置身于话语之外的是，我们认识到了言说者或理论者都以自己的方式言说“理论”和世界，他们的形式彼此并不相同。

现在我们就可以分析理论的一般品质了，即它们言说了什么，“理论”的质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即这种回答既是以往历史的理论必然，又是当代理论行为无法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自然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强调实践性，所以马克思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强调人在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主体性，所以，马克思说人们生活在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上。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0]所以，人们在按照“前理论”“言说—理论”着。这就是质料这个词给我们的启示。“理论”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自己“想”言说的、“能”言说的和“可”言说的。这也就是胡塞尔后来所讲的，人与物的交融构成了整个有意义的世界，并使整个世界处于“被给予的直观”之内。^[41]理论的质料就是赋予理论以意义的东西，这种潜在的东西是通过所谓理论“内容”而被人们“直观”到的。简言之，理论的质料就是现实的具体的“理论者”及其“历史”—“时代”存在。

第一，理论始终和人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具有主体性的特质，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理论是人独有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它的永恒主题是人或属于人。人正是由于其独有的精神性而将自己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所以，人总有一种在精神的基础上超越其他事物、摆脱物质性或者超越有限性、奔向无限性的内在冲动。

理论的历史就是这种“冲动”的发展史。柏拉图《斐多篇》描述了苏格拉底哲学的这种冲动，苏格拉底实现了这样的哲学转向，即，从在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中寻找当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转向在人的“理念”中探求当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这是一次从有限到无限飞跃的冲动。它标志着人类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而突出精神性和奔向无限性的第一步。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哲学主张进一步推动并确立了主体性原则。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更是把主体性哲学推向了顶峰。虽然现代哲学家包括海德格尔、胡塞尔在内都对这种主体性哲学的极端性颇多诟病，但哲学发展的这种重视主体性和实践性的努力仍然是振聋发聩，且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得到扬弃。

对主体性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和特征。罗素就曾这样评价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他说:“卡尔·马克思通常在人的心目中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自称把社会主义做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他比任何人都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运动，通过对人的吸引和排斥，支配了欧洲近期的历史……我打算只把他当作哲学家和对旁人的哲学起了影响的人来讲一讲他。在这一点上，他很难归类。从一个方面看，他跟霍治司金一样，是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的一个结果，继续他们的理性主义和他们对浪漫主义者的反抗。从另一个方面看，它是一个复兴唯物主义的人，给唯物主义加上新的解释，使它和人类历史有了新的关联。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最后一人，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这几方面，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对他的哲学都要有歪曲失真的看法。”^[42]

可以看出，就连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是“急进主义”的产物，马克思的理论关注历史、关注人，而且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即无产阶级，马克思公然申明自己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毛泽东也讲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43]。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性、阶级性、革命性。但需要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料”完全是修正了的。恰恰相反，这些主体性表征被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同历史规律一致的，因此，它就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换言之，同传统的抽象主体性哲学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阶级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www.daowen.com)

第二，理论体现时代的精神，包含着深沉的历史意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文明，而“文明是实践的事物，是一种社会品质”^[44]。文明的“活的灵魂”是哲学理论。推而广之，不仅哲学理论，而且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是对于社会实践的反映，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含义，体现着特殊的时代精神。理论“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5]。理论必须以一定的历史课题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或以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为基础。因为“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46]马克思、恩格斯赞同黑格尔的这个观点，马克思强调，“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47]。任何“真正的”、“彻底的”理论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从“宏观—历时”角度看，理论思维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按照新的时代条件历史地实现自身的。^[48]政治理论如此，法律理论如此，哲学理论也是如此。在古希腊，时代精神的境况就是使意识从原始宗教迷信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是追求一种朴素的科学精神，从而有效地改造自然，提高社会生产力。在此背景下，思想家和理论家开始努力摆脱形象思维，代之以抽象的理论模型或范式来解释世界是如何产生的、世界存在是什么，“存在”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题。而到了中世纪，从希腊罗马思想发展末期业已开始的混乱和无序的生存状况使思想家、理论家提出如何才能获得救赎和拯救的问题，基督教应运而生了，人类创造了“天国”的概念，并且相信只有在天国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于是“神”成为整个中世纪的哲学主题。17世纪以后时代精神展现出强势的反省特质，表现出对自然事物的浓厚兴趣，思想家、理论家把关注的目光从超自然的存在转向了自然事物，从天国转向了尘世，自然原因成为解释整个世界的核心概念，自然成为哲学的主题。在18世纪，欧洲各国启蒙运动高奏凯歌，思想家现在把理性当做一切既存物的最后裁判者，并建立起“理性的王国”，“理性”成为哲学的主题。这就是黑格尔“绝对理念”(Concept of the Absolute)的含义。在他看来，在绝对理念的自我活动过程中，诸如希腊思辨哲学，以至笛卡儿、斯宾诺莎、费希特与谢林的形而上学原则，都是绝对理念自我运动过程中的一些必然阶段，而且其发展的先后排列也是必然的。^[49]

就此意义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历程又何尝不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和“两个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不同时期社会实践问题的应答。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态度，它的出发点是思维，是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运动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社会问题的解决。

从“微观—共时”的角度来看，理论思维是对同一个时代的历史课题的不同回答。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不同利益代表者、不同价值取向的理论家，对时代课题的认识及其所提出的社会流程方案是不同的，历史“应该”发展的方向也是不同的。如果说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某种“合力”的结果，理论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历史本身可能会选择某种理论作为自己发展的“规定性”，而论证这种“规定性”的理论是在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理论在相互辩论、斗争、融合中诞生的。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50]

社会理论也是如此，那些占据“主流”、“潮流”、“统治”地位的社会理论是理论家交互影响的产物，那些“非主流”、“非潮流”、“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理论同样也是理论家彼此影响的产物。这也就是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另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也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51]这可以看做是一个社会动力学原理，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理论和思想的动力学原理。

人类思想的发展不仅具有宏观的普遍的共同规律，而且具有微观的特殊的个别规律，这些规律不是从其对象，而是就其质料和本身而言，它们无疑是理论家(“时”之间，“代”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不仅不同代的思想理论会表现出一种“逻辑”，而且同时代的思想理论也会表现出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从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到1821年(《法哲学原理》出版)，在这短短的四十年光景里，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运动展现了，这就是“德意志观念论”，它的基本精神用席勒的话说就是:“不必痴呆得往身外求访，它就在汝心中恒自吐光!”^[52]其中心课题就是“主体”、“自我”和“精神”这样的时代课题。其中最耀眼的明星便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但他们的理论彼此并不相同，“精神”的客观品格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另一极逐渐暗蔼，而客观性的品质却发出越来越刺眼的光芒。可正是他们的不同思想共同构成了德意志观念论正方形的四条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