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品质的语言哲学含义及其抽象

牛津学派的奥斯汀(J.L.Austin，1911—1960)表达过以下意见:“人们把我们的分析称为‘语言分析’。我们的确要检查在这样那样的场合我们会说什么，会怎么说，但这时我们重新审视的却不只是词语，我们同时也重新审视我们用词语来描述的实际情境。我们通过对词语的更改的感觉来更敏锐地把握现实。”^[16]在他看来，通过系统的分析研究，我们就可能把平时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东西转变成清晰的见解。那么如何进行语言分析呢?语言哲学内部存在着逻辑语言学派与日常语言学派的相互攻讦。但在这个问题上本书试图把奥斯汀的宽容进一步发扬，从而把它们看做是彼此相互补充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开展对于品质的逻辑语言分析和日常语言分析。特别需要申明的是，鉴于逻辑语言学派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特性，以及日常语言学派对于生活经验世界的尊重，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正因此无法前行。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我们将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意义上使用逻辑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两个词，或者说在最广义的角度上来应用这两个术语。

第一，对品质的内涵分析，也就是“质—概念”分析，一种逻辑语言分析。

列宁曾经说过:“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17]所以，在具体的思考条件下，在个人的甚至是一代人的思考条件下，某种意识观念往往可能成为对他或他们而言的一种先在。所以，我们承认斯特劳森的下述观点:“无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规则还是罗素的逻辑规则都没有给出日常语言中任何表达式的逻辑，因为日常语言本来就没有这种精确的逻辑。”^[18]

从某种意义上说，难道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不也如此吗?把握反映共性的理论与体现丰富个性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是，如果缺乏共性抽象，人类也无法思维和存在。不错，我们无法前行于没有摩擦的光滑冰面上，我们同样也无法前行在没有可行性的刀山火海之上。我们不得不从我们已有的观念出发，从某种普遍性的共同形式出发去分析那些我们所闻所见之语汇。所以，我们总是习惯于去捕捉话语的意蕴和内涵，即实质。

词汇、术语或概念的分析，不是修辞分析、情感色彩分析，概念分析就是对语词内涵的逻辑分析，从对象上看，是去把握一般性的共同本质;从叙述上看，是去把握一种高度的严格性和系统性。现在让我们把以上观点和方法应用于对“品质”的考察。也就是要问，当我们说事物的品质或某人的品质是什么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看到类似的文字或听到类似的言语时，那所谓“品质”究竟指的是什么?按照一种广义的逻辑语言分析，“品质”的内涵折射着对于对象的把握，并对对象形成观念、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正如黑格尔所说“是已经把无关重要的感性现实的存在从自身中清除了的”^[19]。但是，品质并不是概念，品质是概念的凝结和升华。当我们提出品质的时候，我们绝不是指事物的一般的共同的内在本质，而是这种内在的共同本质在与其他类或个体的比较中的写照。我们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反对把“品质”看成是纯主观性的。我们认为“品质”应当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品质”一词既体现着客观性的属性，同时也包含着主体性的要求。这就是“品质”一词背后的基本逻辑结构。

这里，我们暂时只考察“品质”一词在客观性方面的具体结构。

首先，“品质”以最简洁和最直接的方式显现对象的本质。它往往不以静态的方式显现客观性实体，因为按照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提出的语境原则，离开关系就无法形成对于内涵的表象;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比如很多哲学家所用的“矛盾”一词来显现关系。换言之，品质首先是关于对象的概念所包含的矛盾性的表现。概念的这种矛盾性体现在:其一，概念排除非本质的规定性，它排斥那些僵死的或作为伴饰物的规定性，它反映事物内部所包含的最基本矛盾所特有的那种否定性力量。品质一词的这种含义，显然具有“指证”、“辨别”的功能。其二，概念的矛盾性还表现在，概念将那些可以自我复制、自我运动、走向自己对立面的规定性作为自己的本质。正如黑格尔所说:“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前进的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己所具有的，这个否定性的东西构成了真正的辩证的东西。”^[20]“它自在地存在着，并构成着现实和真理的生命运动。”^[21]从另一个角度讲，概念应当把握这样的规定性，正是由于这种规定性才使此物成其为此物，也正是由于这种概念性使此物最后不成其为此物。概念正像它的对象一样不过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那样辉煌而短暂。其三，概念的矛盾性还表现在，概念是历史的。“科学概念作为一种逻辑形式本质上是历史的，其历史性程度同概念所反映的系统的历史性程度相一致。概念是历史的、具体的，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22]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品质。

其次，品质还要把握对象的整体性，或者说品质要整体地把握对象，即品质是对概念的整体性升华和反映。在此，先是对象自身的整体性，然后是与之相应的概念的整体性，最后才是作为对概念整体性反映的品质的概念。我们暂时不探讨这三个语词之间的形式关系，而是要从根本上，要从形上学意义上探讨作为品质概念的最原始根据的概念的整体性，以便于使言说者在使用“品质”一词时，在头脑中有一个关于对应物的想象能够运演。概念的这种整体性是客观存在的整体固有的诸多要素的统一在意识中的反映，是对象的整体性的主观反映和重构。

马克思对“生产”一词的研究和表达，非常典型地展现了“生产”的整体性，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地抽象和概括了“生产”的品格和特质。他写道，“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重复和混乱，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这就是，概念首先要把对象那一以贯之的东西抽象出来，要对其提纲挈领，从而构建一个关于对象的观念之网。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概念和其他任何科学的概念一样，不是不可再分的。它可以区分为包括若干特定要素的整体客体的反映，“因而本身也是某种整体，可以‘多次分解’，‘通过各种规定表现出来’，这些各种各样的规定，是被反映的整体的各个方面、要素的反映，也是科学概念的部分和要素”^[23]。生产是极其复杂的。马克思写道:它是一个“总体”。因此，反映着生产的概念是复杂而多方面的，这种情况通过构成概念的多种不同规定的区别而表现出来。其中有些是生产的一般特点，表现在一切时代，还有一些是特殊性特点，是几个时代共有的，还有一些是个别特点，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所以，“生产”的概念是许多规定的统一，是反映着生产总体的复杂整体，^[24]并显现出经验总和中的本质。概念的这种有机整体性以概念的矛盾性表现出来。在概念中非本质的规定性早已淘汰，留下来的仅仅是可以自我复制、自我发展和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定性，它们在本能的抽象力和后天的认识结构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某种观念的立体网络。它就像脚手架一样，它不是楼宇，但它是楼宇得以起立的骨架和形状，缘此，建筑者能从任何一层走向其他任何一层。“品质”要把握这种脚手架，因而就要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绝不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25]

再次，“品质”一词所指涉的对象，或者说它的客观性具体结构中，不仅仅包含主体所积累的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以及直接的生动直观，而且包含那些主体尚未获得，属于未来的“经验”。换句话说，品质的概念不仅有同主体已有经验相合的东西，而且有同主体将努力争取或避免获得的经验相合的东西。品质，不管是什么样的品质，好的或坏的品质都要稳定地表现出来。在“品质”的观念出现时，“价值”的观念也应当出现，但这绝不是像世俗理解的那样品质只对应正价值，品质也对应负价值。可是，从心理学或认识论的角度上看，无论什么样的品质，都包含着超验的特性。我们所说的“超验”有两个考虑，一是“品质”这个词本身就是品质的抽象物，或者说“品质”是品质的“理念”(idea;“eidos”)^[26];二是“品质”这个词从源头上说，无论是某种演绎的结果还是某种归纳的产物，它先天地都没有直面经验或直面全部经验，可是它被认为包含着全部可能的经验，这是人类长久以来的一种“冒险”，可迄今为止，这种冒险成功的多，失败的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少而小的失败不会令我们付出太大太多的代价。几乎所有王朝都在开始的时候没有料想到自己的惨败与前朝一样可悲。对自己品质的错误认识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品质的错误认识正是一切历史喜剧最终变为历史悲剧的开始。其实，“品质”的这种预见性有时也被称作是历史性，也就是后顾前瞻，就是所谓历史的眼光。我们理当把时下永远看做是一个更高环节的垫脚石。所以，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的经济为古代经济等提供了钥匙。”^[27](www.daowen.com)

第二，对品质的外延分析，也就是“量—现象”分析，一种日常语言分析。

这里，我们把“日常语言分析”做了特殊的改造，但这并没有离开自维特根斯坦以来的日常语言学派，其实这种所谓的改造只是一种延伸罢了。这种延伸就是把罗素与维特根斯坦分别所代表的逻辑语言分析与日常语言分析的区分看做是“质—概念”与“量—现象”、“内涵”与“外延”的区分。现在让我们提出问题:“品质到底是什么?”那什么是“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究竟要我们回答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提问者想要我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不想把这个问题过于复杂化了，让我们简单地来回答“是什么”，即“它真的是什么”和“它实际上是什么”，这意思用中国哲学的语言来回答，就是“源是什么”和“流是什么”，“体是什么”和“用是什么”，“本是什么”和“末是什么”。前者是逻辑语言话语，后者则是日常语言话语。

可是当我们这样说时，似乎误解了这两个学派中的双方。因为逻辑语言学派是反形而上学，而“源”、“体”、“本”等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词语;日常语言学派对形而上学持宽容态度，退一步说即使它们重视现象与经验的研究，但它们也决然不会把自己的成果看做是皮毛“末流”，看做是反逻辑的。这里的问题也许是“我们说了我们本不该说的话”，而这正是语言哲学耿耿于怀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基本的立场上虽然与其不同，但是它承认语言哲学，包括日常语言学派的经验方法所看到的词语及其含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这正是我们要对“品质”进行日常语言分析的原因。

日常语言学派的奥斯汀认为，词源和构词所包含的深层模式是隐藏地起着作用的，一个词几乎从不会完全摆脱它的词源和构词法。我们陷于词的本义与引义的矛盾而不能自拔:我们一方面挣扎着赋予一个词某种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却不断遇到词源里那个古老模式的这个或那个掣肘。考辨这一类词的历史演变，我们往往觉得人们将它抻得太远了，它的今义与古义、引义与本义之间的关系实在太弱了，结果徒然导致读者与作者之间严重的混乱、分歧甚或是迷信。^[28]这不过是我们在使用这些词时出现了问题。

“品质”一词无论是在汉语中，还是在西语中，其基本解释是大致相同的。品质与品性、品格、风格、等级、规格、特质、本质这些概念，属于同等程度、同一序列的概念，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按照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观点，当我们使用“品质”的词语而组成不同的句子时，它们彼此之间绝大多数情况下，具有某种词源上的“家族相似性”。我们下面的任务是，描述这种相似性或相同结构在经验的层面上是什么，看它在经验世界里是如何表现的。

现在让我们从日常语言分析的角度，即词的起源和结构的方面，从语言现象的经验角度来考察“品质”到底指涉的是什么。按照汉字同体会意的结构原则来分析，重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同符号，表示一种新意，但是这种新意背后仍然保持着组成“词根”的原始意义和结构，或者说这些新意“从”、“属”于原始符号或“词根”的起始意义，这原始符号就为同一组含义的萌芽一样，它包含了以后关于某类信息树的一切要素，“正如整个鲜花都包含在种子中一样”。^[29]

关于“品质”，其中的“质”即是本体、本性。如“物质”、“沙质”，它在构词上只起一种定格的作用，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我们后面主要考察“品”。“口”，“人所言食也”(《说文解字》)，段玉裁解释说，“言语，饮食者，口之两大”。看来“口”是密切地与“人”、“语言”、“饮食”密切相关的。所以，两口为“吅”(xuān，“喧”之本字，意即大声言语，大喊大叫)，四口为“”(jí，四面八方的言语，吵闹，喧哗)，三“口”为“品”，“品，众庶也。”(《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人三为众，故从三口”。也就是众多的意思。“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30]这里非常清楚，“三”，多也，“品”，多也，“三品”，极多也，所以“有功也。”为什么三个“口”的“品”是众多的意思，而四个“口”的“”却没有众多的意思呢?这不是一个理论和逻辑的问题，而是一个经验问题，就是说，这不能用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解释，这样的含义和界定是在汉语的历史经验中约定俗成的。严格地说在“”中，事实上按照结构分析，也隐隐约约地包含着“多”的意思在里面，不过这是一种杂多而已，很多人在一起便会“嘈杂”、“喧哗”。所以“”隐含了“品”、“口”的意思，但这是不是一种与历史相统一的逻辑，我们还需要作训作诂。但是，词的起源分析和结构分析并不是对词进行全面分析的全部，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环境。语言环境与“深层模式”一起决定着词义的具体含义。所以，我们在进行日常语言分析时，一方面要考察语境，另一方面要始终坚守它的本义结构，对“品”而言，无非“人”、“口”、“众(多)”。也就是说，“品”与人相关，与主体相关，与语言相关，与叙述相关，与表达相关，与某种复杂的多种联系有关，与某种对比、对立关系有关，也与某种同一性有关。

“品质”不仅标志着风格、品格，还标志着等级、规则、规范。《管子·宙合第十一》说:“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各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祥乎无穷，铉乎诸生。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而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为之说，而况其功。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晨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山陵岑岩，渊泉闳流，泉逾瀷而不尽，薄承瀷而不满，高下肥，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乡有俗，民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彩，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仪，其详不可尽也。”天地万物，各有守则，从而才使自己成为自己。换言之，万事万物只有按照特殊的规律运动，它才是其自身。根据语境，“品”包括“规矩准绳”、“称量数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民，正因为他们自己即“不一事”之人的“不一时”之天、“不一利”之地而创造了不同的文明根基，从而他们才表现出特殊的文化气质和民族性格。

最后，品质还具有种类的含义。《虞书》讲“五品不逊”，《书·禹贡》讲“厥贡惟金三品”，这里所谓的“品”都是种类的含义。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把上自伏羲、下终陈胜、吴广约2000位历史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的“三品九格”。这里的“品”、“格”就说的是人物的种类。事实上这样的区分，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论语》。“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后来董仲舒更有“性三品”之说。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31]把人性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魏晋以后，随着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进步，随着分类法的叙事方式的逐渐范畴化，“品评”趋于泛化，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棋品”、“书品”、“画品”、“诗品”、“曲品”、“文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