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考的可能特色及学理地位

第一，选题可能较新。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毛泽东个人的理论品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没有毛泽东个人的独特理论品质也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理论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研究毛泽东理论品质即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对于深入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中发现，这个问题目前在理论界还是薄弱环节。目前未见有关毛泽东理论品质研究的高质量的专著或论文。这个选题可能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

第二，结构和逻辑体系可能较新。由于“毛泽东理论品质”这一概念在已有研究文献中不曾见到，需要我们从全新的角度，通过对“品质”、“理论”等概念的学理思辨，创造性地构建出“理论品质”这一基始概念并为其注入一定内涵，进而从理论品质的质料及形式方面进行学理界定。笔者在研究和写作中特别注重对相关概念或范畴内涵的注入，并根据研究内容搭建符合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框架结构，初步厘清了毛泽东个人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理论品质与毛泽东思想理论品质、毛泽东理论品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之间的关系。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核心内容和表现形式等。

第三，研究理论和方法可能较新。在写作中试图采用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某些比较新的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多时向地分析研究毛泽东的理论品质，因而所得出的理论观点可能是比较新颖的。例如本书提出了毛泽东理论品质是毛泽东思想的深层内核、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品质方面存在的“变”与“不变”的历史和逻辑的联系的观点。

【注释】

[1]冯契主编:《哲学大词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964页。

[2]“毛泽东思想”一词的使用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它由最初的专指毛泽东的个人思想逐步演变为指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集体智慧的结晶。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进行了解释。他在文章中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很显然，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属于同一个语义，都是专指毛泽东的个人思想。1945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简称《报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在这里，毛泽东思想开始作为不仅仅是专指毛泽东个人思想的一个称谓，而是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此后，毛泽东思想便被看做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在思想界和学术界成为普遍的共识。详细论述可参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5]〔俄〕卡恰诺夫:《什么是社会学理论?》，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6]王立胜:《毛泽东学何以可能》，载《理论学刊》1996年第2期。

[7]周一平:《建国50年来毛泽东研究的发展》，载《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9期。

[8]据专家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毛泽东选集》大致包括这么几个版本: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出版有5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即晋察冀版，后陆续又有增订;1945年苏中出版社原计划4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后因战争形势的变化，仅仅出版了第1卷，即苏中版;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了5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即大连大众书店版;1948年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了2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即晋冀鲁豫中央局版;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以东北书店的名义出版了6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即东北版。这是解放前装帧最好、发行量最大的版本。此外，从1946年到1949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以单册形式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948年李立三领导东北局俄文编译小组出版了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这是当时唯一的外文版。详细论述可参阅施金炎:《〈毛泽东选集〉版本考述》，载《求索》1994年第1期。

[9]这一时期，除了一些来自国外的新闻记者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采访报道外，亦有部分中国新闻记者参与其中，对于红军以及随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做了客观的报道，形成了珍贵的文献。如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深入中国西北地区做了为期10个月的考察采访。其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引起轰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范长江又赴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后发表通讯《陕北之行》等，第一次向人们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0]施金炎:《〈毛泽东选集〉版本考述》，载《求索》1994年第1期。(www.daowen.com)

[1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1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李泽厚先后写成《青年毛泽东》、《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等论文，从哲学的角度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学术上的探究，其中的某些论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如在《青年毛泽东》一文中，结合毛泽东早年的社会活动和求学经历，认为青年时期毛泽东身上所具有的某些思想品质，如“动”、“斗”的宇宙——人生观，“贵我”的道德律，“通今”的经验理性等，在毛泽东一生的活动和思想中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而《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文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转化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哲学的分析评判，在当时乃至今天的学术界都富有新意。参阅李泽厚著:《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43—1032页。

[13]张晶:《2003年以来国内毛泽东研究述评》，载《广东党史》2009年第3期。

[14]汪信砚:《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15]曾长秋:《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综述》，载《党史天地》1995年第12期。

[16]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17]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研究的当属斯诺。斯诺在其所著《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从西方文化的维度看待毛泽东及其理论特点，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维度分析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从资产阶级维度分析中国革命问题。

[18]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

[19]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

[20]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93页。

[21]叶卫平:《西方“毛泽东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22]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267页。

[23]曾长秋:《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综述》，载《党史天地》199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