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路人”与“陌路人”: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两种视阈

存在与思想是发生于语言和视阈中的。因此，学说史或学术史研究必须对思想或学说本身的“史”和“论”具备一种进入和走出的自觉意识。所以，紧随其后的追问是，谁在言说?言说什么?在此背景下，让我们考察西方“同路人”与“陌路人”的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是当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毛泽东的著作曾经成为某些国家政治家们的参考读物。前联邦德国的一家出版公司在1966年至1974年的8年间曾7次出版印刷《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一书，总印刷量达10万册以上。20世纪中期以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亚非拉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思想武器。越南、古巴、阿尔巴尼亚、津巴布韦等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入侵，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都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并从中汲取思想营养。^[15]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学术界对毛泽东的介绍和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不过他们的理论研究一方面受其所在国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政治需要、民族习俗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学术界自身的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因而国外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与研究水平、理论宣传的影响。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代社会，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入交流与沟通，国内外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业经出现相互合作与促进的趋势。国外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主要分布在欧美、日本、俄罗斯、朝鲜、韩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国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虽然在“兴趣点”和局部性上呈现时温时火的阶段性特征，但从研究的规模、重点、理论和方法等整体态势看，基本上还是呈现出连续不断而且逐步深入的特点。下面以苏联和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为例，对国外的研究情况加以概括。

苏联学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立场来理解毛泽东理论品质的。他们的视角及其对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叙述是带有明显的“家族内”特点的，表现出“同路人”对于不同“走”法样式的特殊兴趣。20世纪30年代，苏联理论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限于对毛泽东革命活动及其早期著作的介绍层面。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苏联《真理报》于1935年12月12日撰文介绍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发表题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领导者》、《劳动人民的领袖》等文章，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并且首次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金冲及所著《毛泽东传》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相关内容:在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简称《报告》)为题，转载《向导》杂志刊载的《报告》。在发表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杂志的“编者按”中这样写道:“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俄国人布哈林在该机构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谈到这篇《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16]可以看出，苏联理论家以及共产国际已经把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因为和中国问题相关而获得了自己存在的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也因为同毛泽东的精神气质、理论品质相关而获得自己存在的外在规定性。虽然这一切是以极其隐蔽的逻辑形式表现的，但关于毛泽东理论的实质探讨就此展开了。在这一历史时期，苏联学者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下对毛泽东、毛泽东理论和毛泽东的著作表示了肯定和赞扬，毛泽东理论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精神花朵在古老东方的又一次成功绽放。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940年，苏联就出版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英文版和俄文版。1948年，苏联出版机构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把此前在中国东北解放区编辑印刷的《毛泽东选集》翻译成俄文正式出版。1952年又出版印刷了新版《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学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及其理论特征的学术研究陆续展开，并逐步走向深入。

然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陆续发生了中苏双方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大论战，由于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由先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肯定转向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此等评价，在今天看来皆成教训，后学绝不能用当年恣肆的全盘否定态度来对待苏联学者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追求真理与追求政治觉悟是具体的辩证的统一关系。否则，只关注政治目的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与苏联学者不同，美国学者从“另一方”、“陌路人”维度描述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的理论^[17]。除了前面提到的斯诺等人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本人的介绍性文字以外，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记者继续深入报道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并开始涉及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介绍，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1944年6月，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2005)前往陕北，在进行了深入的访问之后撰写了《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文。爱泼斯坦说:“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18]毛泽东别具一格的民族气节、中国思维方式、民族语言风格和理论品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深地打动了他。后来，爱泼斯坦转变为一名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他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身经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19](www.daowen.com)

美国著名“中国学”专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则从比较学维度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48年，费正清出版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他经过多年研究而成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亦初步涉及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费正清以一个“另一方”研究者的角度从事着自己独到的研究并取得了颇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他的认识是独到的、犀利的，也是准确的。他在该书中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很特殊的”^[20]。这个观点说明国外学者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发现了其中所显现的中国特色，它不同于西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苏俄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具有自身的特殊品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阵营越来越强大，毛泽东被许多国家的人们所了解，毛泽东的思想也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在这个时期，美国学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费正清的学生、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学”专家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I．Schwartz，1916—1999)于1951年出版了一部专门研究毛泽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著作——《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对中共领导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实行的基本路线做了简要介绍，其中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进行了重点分析研究，并且在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毛主义”(Maoism)这个名词。这暗示着，本杰明·施瓦茨在形式和质料上都肯定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具有特殊理论品质。这也意味着，“毛主义”不仅在纵向上不同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而且在横向上也不同于“铁托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具有其独特的“问题域”，而且具有其独特的“方法域”。这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出版发行以后，引起国际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浓厚兴趣。

此后不久，另一部采用文献学方法研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著作亦在美国问世，即由本杰明·施瓦茨同布兰特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 1921年至1951年》(1952年版)。该书汇编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通过文献资料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毛主义”的形成及其基本特点进行了比较系统和细致的分析，是一部在西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该书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是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历史资料，二是把此前对毛泽东的研究从一般性的传记型或叙述型转变为深度的理性分析型或评论型。由此，西方国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1]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逐步深入。在这个阶段，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趋向理性与深入。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科学分析，作出了全面、公正、客观、准确的评价与界定，《决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和重新评价。在这个时期，国内所披露的大量有关毛泽东的历史资料为国外学者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同时，国内理论界也相继出版了一批有深度的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专著。凡此种种，都对国外的毛泽东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十多年间，国内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互动和联系更加密切，国外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很快被介绍到国内。其中较重要的有: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组编译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弗里德里克·韦克曼(Frederic Wiccan)的《历史和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约翰·布赖尔·斯塔尔(John Blaire Stare)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此外，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翻译出版了系列丛书《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一至四卷:《在历史的天平上》、《从奠基者到“红太阳”》、《思想的永生》、《“传说”的传说》等。

这一阶段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放在一个更大的生活和社会背景中进行整体评价。其中加强了对毛泽东生平，包括毛泽东晚年思想和生活的介绍与研究。学者特别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理论与实践表现出浓厚兴趣。其研究成果中影响较大的著作是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作者吸收了中国和外国学者编辑的某些最新文献资料，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为视角，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体会，着重从理论等方面对毛泽东一生所走过的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已经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研究的自觉意识。二是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放在一个更大的理论和文化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迈斯纳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在国内外学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该书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对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晚年思想与生活的研究。他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紧紧围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容进行了广泛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时期海外有关毛泽东生平、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思想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中，华裔学者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学者往往既具备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积淀，能流利地阅读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和文献，又受西方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因此，其论证有力饱满，结论富有新意，不落俗套，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华裔学者张灏的研究成果即是例证。张灏关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及其品质的研究虽篇幅较短，但新意迭出。他在《扮演上帝:20世纪中国激进思想中人的神话》一文中，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情境、毛泽东本人的生活阅历等诸方面的因素，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毛泽东怎样被一步步神化的过程。^[22]

据不完全统计，半个世纪以来海外出版的毛泽东研究著作达1600余部，论文逾万篇。^[23]但是，与国内的研究一样，尚未发现有关“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概念自觉，涉及毛泽东理论品质的系统研究成果至今尚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