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十年回顾:焦点聚集与全面拓展

国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1938年到现在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70余年毛泽东研究学术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1937年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批评“两个凡是”的历史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毛泽东理论品质基本形成和毛泽东思想体系基本完善的时期。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人们认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现实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而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逐渐被庸俗化。严格地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28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不是完全符合科学原则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逐步走上正轨，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开始冷静地、科学地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客观指出了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以及这种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也实事求是地肯定和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理论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健康发展的时期。

国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三个时期的概况简评如下。

第一个阶段(1937—1949)大约十二年的时间，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那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紧张激烈的战争状态，因此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心态平和地从学术角度深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在此期间，理论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还是有其基本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最后确立，全党同志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一定氛围，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十分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修养，在十分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坚持认真钻研、深刻领会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干部中间，学习毛泽东和毛泽东的理论几度蔚然成风。为了推动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还相继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8]，这为毛泽东思想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基本材料。二是来自国外的一些新闻记者通过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采访素材，撰写了一批关于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报道。^[9]由于国情、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外国记者并不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背景，但是他们对八路军、解放军的领导人特别是对毛泽东个人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状态进行了白描式介绍。有一批外国记者专程采访毛泽东，对毛泽东的个人履历及其思想形成过程给予密切关注和客观平实的评论。这些新闻报道也成为后世研究毛泽东及其理论品质形成过程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史料显示，在这个时期国外新闻界和学术界对毛泽东本人、陕甘宁边区和中国革命所做的大量正面报道中，最有成就的当属美国记者、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的论著。1936年6月，斯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相继安排时间专门对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做了深度访谈，也对红军的一些普通士兵和当地的农民进行随机采访。通过亲身经历和他人的口述，他采写了许多有关中国革命和战争，特别是关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撰写的数十篇通讯先后登载在国内的上海等地以及美国本土的报刊上，吸引了美国以至全世界关注中国革命人士的目光。

斯诺将辛苦采写来的资料汇编成一部介绍中国革命的著作，名之为《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为《红星照耀中国》)。他用亲身经历所得的真实资料和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口述资料向不了解真相的中国人、美国人和全世界关注中国问题的人现身说法，初步扭转了国民党舆论机关对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近10年的错误宣传，生动而准确地描写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的正面形象。他是外国记者中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毛泽东个人生平及思想的第一人。与此同时，他还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欣欣向荣的景象，使此前被歪曲了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形象在世人心目中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本书出版后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发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较大轰动。中国革命已经成功了60余年，关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而《西行漫记》至今仍然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另一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1885—1970)于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来到延安，并多次访问毛泽东。后来她把在中国采访的资料汇编成《中国人征服中国》。其中《毛泽东思想》一文，比较深刻和形象地向全世界介绍了毛泽东，也让关注毛泽东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正是在跟她谈话以后写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文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豪迈气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美国记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整风运动。这个运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对毛泽东的理论进行了深入而普遍的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的理论做了深入系统的学习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中刘少奇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他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里，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分析和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并提议将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因而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也更加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理论界出现了一批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如张如心撰写的《毛泽东》、《毛泽东论》、《毛泽东的作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毛泽东的作风与科学方法》、《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的科学预见》、《毛泽东同志的人生观和方法论》、《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的科学方法——兼论新民主主义学说》等，萧三撰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等。以上诸种著作侧重于从毛泽东个人成长及其思想和理论形成过程分析和研究毛泽东，以朴实无华的文字和夹叙夹议的形式，对毛泽东个人及其理论品质进行了初步的、简单的抽象归纳。上述论著对我们的研究和写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也为笔者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第二个阶段(1949—1978)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极其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特别是1951年至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陆续出版发行以后，在中国的学校、工厂、部队、机关、村庄甚至家庭里都能够很容易找到《毛泽东选集》，在社会上形成了全民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实际上，学习、宣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也是那个时代每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人们争相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以此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指导自己的具体行动。

然而，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把毛泽东个人加以神化、对毛泽东思想加以庸俗化的现象，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不说，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不做，以至于要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机械地、教条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种不正常现象虽然与当时某些别有用心之鼓吹有关，但也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相对落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普遍不高而又对毛泽东个人极其崇拜和迷信、对毛泽东思想有一种自发的精神渴求与高昂的政治热情有关。二者的结合与互动导致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朝着非正常方向发展和演化的趋势。(www.daowen.com)

在这个时期，《解放军报》编辑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为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学习《毛主席语录》热潮提供了基本材料。这一时期的《毛泽东选集》主要有国内中文版、少数民族文版、国内外文版和盲文版等四个版本。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成为党内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极具煽动性和欺骗性的极“左”思潮的温床，它把毛泽东个人加以神化并推上神坛，把毛泽东思想加以极端化、绝对化和顶峰化。

在“左”的思想路线引导下，理论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开始脱离正常轨迹，主要特点是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盲目宣传并进行庸俗化研究，社会各界对毛泽东个人的狂热崇拜和神化也达到了极点。在1958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当时所谓的理论家鼓吹“毛泽东思想到达了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就是所谓的“顶峰论”。它把发展着的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推向极端化和僵化，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理解。这个时期社会上和各行各业出现了“红宝书”现象，数以亿计的《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据统计，仅1967年一年全国就出版了《毛泽东选集》8640多万部。^[10]“红宝书”被人们竞相争购，在各种场合振臂高举“红宝书”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固定的模式和程序。

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向全国和全世界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进而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延续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随后经过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两个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被彻底否定。

第三个阶段(1978—2010)大约三十二年的时间，这是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和理论界开始拨乱反正，冷静思考过去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左”倾主义问题，纠正在十年动乱中那种盲目崇拜和迷信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做法，批评思想理论战线违背实事求是的错误理论与方法，逐渐进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研究的时期。

1978年以后，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分析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初步提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标准。他的一系列谈话对于后来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事实上这个“决议”就是在集中了全党同志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由党中央制定的。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他晚年所犯严重错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及其主要内容。《决议》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件，它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是不可低估的。这个《决议》也是笔者在本书写作中坚持的理论基调。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相应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团队和刊物。有的高等学校和省市级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或研究室，如湘潭大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四川省理论界编辑出版了刊物《毛泽东思想研究》、上海市理论界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湖南省理论界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思想论坛》等。这些较早创办的研究机构和刊物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从那个时期开始，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家世研究、生平研究、思想研究、著作研究、学术研究、诗词书法研究、师友或者人际关系研究。^[12]近年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和以往相比，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角度更加多样，形成了三大研究热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1月至今出版的研究著作达600余部，发表的研究文章，仅中国期刊网上登载的就有10000余篇之多。^[13]在所有这些研究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系列研究的重点，而研究最为薄弱的是毛泽东理论品质。就笔者所见，尚未出现对毛泽东理论品质进行专门探讨的研究论著或文章。而以上对国内理论界关于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所作的综述，对于我们的学术思考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以看出，近10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研究的范围正在逐步扩大。一是研究对象不断丰富，包括毛泽东生平、历史地位和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特点、结构以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成为研究的热点。二是研究背景迅速拓宽，包括具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军事学甚至一些交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进入该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许多不同以往的研究成果。三是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其他领导人为毛泽东思想所做的理论贡献及其思想学说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研究。不少研究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背景下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深层次研究的。

其次，学术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层次上不断深入。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范畴意识逐步强化，注意发掘毛泽东思想的深层次的实质性问题，寻求毛泽东思想内部的稳定性结构。二是问题意识逐步强化，不再追求对毛泽东个人生平事迹的一般评论，也不拘泥于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过于宏观的探讨，而是努力寻求对毛泽东思想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微观分析。

再次，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14]研究方法和角度摆脱单纯意识形态为主的传统模式，开始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新范式、新概念、新方法。意识形态性研究与学术性研究的比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