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政治层面观照还是学术层面界定,毛泽东思想都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出的理论概括而形成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很明显,我们通常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有特别含义的,它专指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归纳、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集中全党同志集体智慧的理论结晶。[2]这与本书所要研究的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理论活动及其特质显然并不是同一概念。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歧义,本书在写作中把毛泽东个人的理论品质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品质”区别开来,用“毛泽东理论品质”专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理论品质。当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品质”与“毛泽东的理论品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毛泽东个人的理论品质是毛泽东思想的内核和灵魂,没有毛泽东的理论品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这一集体成果的形成。我们应该客观地指出毛泽东个人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并且把他晚年所犯严重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分开来,把他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与毛泽东个人的整体理论品质区分开来,这是毫无疑问的。那种将毛泽东个人的理论品质与毛泽东思想体系截然割裂开来或者将毛泽东个人的理论品质与毛泽东思想体系完全合为一体的认识和做法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认识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理论发展的逻辑规律。毕竟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与作为“全党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是两个相互区别的范畴。对此,本书在相关章节还将集中做进一步的解释。
这里,我们暂时只能合乎唯物史观地让这些基本概念在宏大的社会、民族和文化背景中史诗式地出场。马克思曾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这段话,非常贴切地指出了德国人民寻求解放的理论追寻和实践探索历程,它也同时适用于任何寻求解放的民族历史活动,逻辑批判和历史批判,或者说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是通往自由之路的两条不可或缺的轨道。问题在于,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都不是在历史关口由“神祇”早已预设好了的锦囊妙计,只需打开就万事大吉了。“彻底的”理论的提出,即对历史事实和理论演进的范畴叙述,或者说范畴化,往往需要异乎寻常的艰苦努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样一个艰苦的民族历史和逻辑批判进程,一个不断走向“彻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旨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概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上第一次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一次重大事件。自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华民族及其先进分子群体逐渐理解和掌握了来自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被中国人民所理解、认知和赞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殊的国情和雄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为先进的中国人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提供了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被广为吸收、改造和传播,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www.daowen.co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遭遇来自党外种种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的影响、干扰甚至压制,而且遭遇党内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某些来自共产国际错误理论的干扰和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同时用中国语言形式深刻而浅显地向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和概括,逐步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阶段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其中集中了全党同志特别是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是具有开创性历史地位的理论成果。
但是,“彻底的”理论不是绝对的,它应当合乎历史的具有某种与时俱进的自新能力和机制。这种“理论都与真理有关并与实践相联系”[5]。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既与逻辑相关,也与历史和生活相关。但它并不是一种现象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东西。这就是“前理论”、“前实践”,它是理论的“前根据”,是一种稳定性的深层观念,是这种理论的内在品质。因此,不可否认,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与毛泽东个人的理论品质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毛泽东理论品质及其独特魅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研究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核心内涵和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如果没有把握毛泽东个人的理论品质,就不可能真正把握毛泽东思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不能真正解释和揭示毛泽东思想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因此,深入研究毛泽东理论品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所面对的重大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学术界、理论界研究的重点、热点和前沿问题。
范畴性话语,即在一种学科意识上深入探索和研究毛泽东理论品质[6],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领域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我们在研究中认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目前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毛泽东理论品质研究这一选题,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原创性。站在一种新的视角,采用一些新的材料,使用一些新的概念和范畴,全面、深入和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成因、民族风格、实践维度、辩证维度和价值取向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理论品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价值、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可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本书将从学理层面对毛泽东理论品质这一范畴进行建构和解释,对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成因、内容、形态、特征、现实启示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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