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集权政治的合理性与路径依赖

“九一八”之后，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迫切要求重建秩序，树立权威。然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抗日”、“剿共”等多重军事任务，党内潜在权威争斗不休，多种政治主张彼此交错。为了整合政治资源，在抗日作为执政党最迫切任务时，蒋介石初步建立了个人权威，逐步集中了党政军权力，并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得到了法理认同。然而，作为国民党后进的蒋介石，遭遇了数重挑战，即便坐镇南京，亦一直受到来自地方实力派如粤桂方面的“反权力”。换言之，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只是保持着形式上统一。维持统一不单纯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政治妥协方式。1932年10月7日蒋的日记中记道：“政治握权之后，其成败在化敌为友，不可以敌为友也。”

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政治在抗日御侮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当抗日成为所有政治派别不能忽略的现实问题时，蒋的个人权威得到了认可，集权政治已初具规模。也正是蒋个人集权政治的运用，中国的抗战准备有序进行，国内的币制改革、经济发展多有进步。但是，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是建立在受牵掣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蒋试图恢复集权政治，却无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集权政治，缺乏一个组织严密与富有革命激情的政党，蒋失望之余不得不依靠小组织或秘密组织，以保证权力的行使。秘密组织本身并不是现代政治的常态，它只是听从于领袖，其组织的过大发展，会导致其与正常政治组织之间的冲突，阻碍正常政治程序的进行。而且，秘密组织的广泛使用，也易于被反对政治派别作为攻击独裁的口实，不利于领导人个人正面形象的树立。

研究一种政治制度，需要注意到它所处的环境。政权统一是推进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发展的方向是民主宪政。一切反民主宪政或阻碍民主宪政之路的政体均非符合历史发展的政体。宪政的推动，有其根本前提，就是政党权威逐步过渡到制度权威。“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徘徊于个人集权政治与民主宪政的路径之中，蒋之内心未必一定要集权于自身，但为抗日与统一计，现实驱使他只能依整个人集权模式。蒋的这种集权虽以武力为后盾，骨子里崇尚武力，譬如看俾斯麦传，“甚有叹也”。批语“病弱之国，惟铁与血、危与死四字，乃能解决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机以求成功也，为政治家唯一特能也”。⁽¹⁾但蒋并非完全依赖武力，很大程度上重视舆论力量，吸纳社会精英，标榜宪政方向。蒋在1932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所言：“如不立宪政之期，则更无他法以促进本党之团结与整理也。”⁽²⁾

故而，“九一八”之后的中国政治从采取责任内阁制走向集权政治，大体符合政治环境的需求。但集权只是停留于权威人物个人，而非集权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集权的政府需要以高度信仰的政党为基础，这个政党应当把握时代的脉搏，进行良好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这个政党应如孙中山所言，采取主义治国，使其宗旨达之于政府。正如蒋在1926年的一次演讲中谈道：东江打下来后，“从前许多学生敢来规劝我、责备我的，现在都没有了，当作我是一个特殊阶级来对待。所以我想以党来做中心的，而今反以我一个人来做中心；所谓团体化、纪律化的方针，完全做不到，这是非常惭愧的一件事。大家要晓得，我们革命党的危险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是大家不赶紧觉悟，仍旧是认人做中心，那么，校长一死，这中心就失掉了”。⁽³⁾蒋当初能够意识到，革命的进展与政府的运转凭借某一领导的威信并非常态，而是应该以政党为中心。

现代性的政党政治，必须依赖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可是，蒋介石并无暇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建设，一直对国民党不甚满意，甚至试图抛弃国民党，试图利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国民党。这种做法违背了政党政治的基本规范与政治发展路径，使得党、政、军依其个人意志而转移，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于是，无论其如何标榜宪政，其结果并不能拯救组织溃散的国民党，树立政府信仰。如俞可平所言：“纵观人类历史的长河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断地走向民主，不断地增加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地遏制专制独裁，是全人类的政治发展趋势，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潮流。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政治认同，是人类政治文明和政治进步的集中体现。”⁽⁴⁾在民主宪政的历史潮流中，拥有坚强组织与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政党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www.daowen.com)

【注释】

(1)《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0日。

(2)《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20日。

(3)蒋介石：《黄埔同学会成立纪念训话》，1926年6月27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第123—124页。转引自《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时间前后广东政局的新城代谢》，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4页。

(4)俞可平：《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新湘评论》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