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集权政治并未走向独裁政治

传统皇权崩溃后，需要重构现代的集权政府，实现权威的替代，以恢复秩序。在30年代的危机时期，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在国际集权主义盛行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基于个人权威为特征的集权政治虽然已初步重建，在舆论与媒体对权威领袖的呼声中，最有可能走向独裁政治。

尽管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蒋介石的个人集权已经初步形成，蒋在党政军内的崇高地位已得到了舆论界的高度认可。但是，蒋无法实行独裁政治。反而，不得不迎合各政治派别的要求，宣布要在1936年5月颁布宪法草案，结束训政，推行宪政，以还宪政于民。

独裁政治，以政党政治之形式，行一人独裁之实。其特征，在人的方面，为领袖制度之确定，及领袖威信之树立；在政党方面，为一党专政，不允许其他政党之合法存在；在政府方面，为权能集权，人民无实权而有投票之虚设，政权不分立而有议会之虚设；在时间方面，其领袖之任期为终身者，而政体在理论上则为一贯而无转入另外政体之可能。⁽⁷⁴⁾

蒋介石未能在中国实行独裁政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民党内的派系林立，国民党无法充当独裁政治的工具。辛亥革命后，政治权势发生转移，地方离心倾向加大，地方集团同中央进行全面政治对抗。第二，地方派系冲突的长期存在，尤其是粤桂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貌合神离，制约着蒋介石在中央与地方的政治运行中，较多采纳政治妥协的方式。换言之，蒋介石推行的政治模式一直受到集权政治体系外反权力的影响。利益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是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民主社会的政治外形。从政治发展的视角言之，冲突既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景观，也是推动政治进步的动力。在政党政治中，冲突是司空见惯之事。在政治成熟的国家，冲突并非是影响政治效率的因素，相反，冲突往往是实现政治和谐的要素。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的个人权威逐步树立。但是“10年之末，这个政权依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⁷⁵⁾这样的政府显然无法真正担当领导全国抗战与复兴民族的重任。正如1936年3月20日，陈之迈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中所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伐后一开始实行五院制和委员制，不符合当时百端待理，正需要有效率、能做事的政府的实际要求。设置的原因在于因人设制，安排党中元老。他说：“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整个都走上了非常的状况，但是‘九一八’以及以后的种种暴变，不但没有使中央政府成为集中党政军的现象，那时既有的那种现象反被有作用的政客官僚，借着‘九一八’所产生‘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题目把他推翻，造成比‘九一八’以前的政府更软弱无能的政府。”⁽⁷⁶⁾

正因国民党内的冲突持续不断，党内高层未能团结一致，后进的蒋介石很难在短期内树立高度的权威的个人集权。尽管大多数人认同蒋介石在抵御外侮的特殊功能而认同蒋，但亦意味着蒋在构建新政治秩序的异常艰难。因为，他树立权威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来自于军权，但并非单纯依靠暴力工具或武力。面对地方实力派的反对，蒋常常利用政治妥协，尽量采取政治宽容。即使面对共产党，也能够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实现双方的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后，需要容纳更多的抗日力量与政治派别，蒋建立了国民参政会等组织，有利于民主宪政的发展。抗战期间民主党派的出现，正是在集权政治背景下的产物。而真正的独裁政治，很难留给其他政治派别自由发展的政治空间。

或许蒋本人并非一定崇尚集权，如蒋在1934年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任不做总统，不做院长，专意建设西南。”⁽⁷⁷⁾西安事变之后，蒋甚至想推汪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⁷⁸⁾但在党内纷争、外患日急的政治环境中，党权日渐衰微，政府信仰不济，军令难以号令，无奈之下，蒋凭借中国传统与西方民主外衣而合成新的政治模式，那就是重新恢复已经丧失的权威治理模式，采取个人集权政治。柯伟林认为，蒋的集权过程导致“其利在行政改革和现代化的文职领导人势必被孤立”。⁽⁷⁹⁾

此后，在全面抗战中，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总裁，个人威信进一步提高，个人集权正式完成。然而，抗战并未削弱派系政治，抗战建国纲领未能很好贯彻。但抗战期间，国民党之党建未能跟随时代的步伐，徒有政党政治之名，而无其实。故而，战后的蒋介石无法依靠政党力量与政党威信，推进宪政，注定了其政权的不稳定性。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遇到具有坚强组织且以民主宪政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呼声中，已经埋下了个人集权政治失败的种子。

【注释】

(1)柯伟林：《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林家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页。

(3)朱汉国：《中国现代化意识与实践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4)何心石：《中国政治之现代化》，《政衡》新3卷第6期，1948年6月30日，第5页。

(5)［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2页。

(6)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7)《钱昌照回忆录》，第37页。

(8)《钱昌照回忆录》，第39页。

(9)《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日。

(10)王卫星：《国防设计委员会与中国抗战的经济准备》，《南京社会科学》1995第10期。

(11)《蒋介石日记》，1933年7月14日。

(12)《蒋介石日记》，1933年7月20日。

(13)《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1日。

(14)《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4日。

(15)《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20日。

(16)《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24日。

(17)《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1日。

(18)《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2日。

(19)《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6日。

(20)《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22日。

(21)《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24日。

(22)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翁文灏自订年谱初稿》，《近代史资料》总8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2—63页。

(23)《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9日。

(24)张其昀，中国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浙江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25)吴鼎昌，浙江人，1926年7月至1937年，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全国钢铁厂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等职

(26)徐新六，浙江人，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1938年飞机失事。

(27)杨端六，湖南长沙，业于湖南省师范学堂，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新中国后任武大教授。

(28)范锐，近代民族资本家。湖南湘阴县人，留学日本大阪预备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学化学，为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

(29)吴蕴初，江苏人，化工专家，著名的化工实业家。

(30)陈伯庄，本名陈明德，民国时期女诗人。

(31)万国鼎，江苏人，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创始人。1932年11月，万国鼎先生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该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专职专员，在以后的五年间主要从事田赋调查等事务。

(32)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5、38页。

(33)《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27日。

(34)《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29日。

(35)《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29日。何浩若，湖南湘潭人，1899年生。1913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0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1923年入威斯康量大学研究经济，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又入洛威治军校习骑兵。1926年回国，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教官。1928年任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1932年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之请，出掌西路总司令部党政事宜，兼主办学生集训。1935年8月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注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www.daowen.com)

(36)《蒋介石日记》，1932年9月10日。陶孟和，即陶履谦，社会学家，浙江绍兴人，1910年，陶孟和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自1935年起，陶孟和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37)《蒋介石日记》，1932年9月30日。吴达铨，即吴鼎昌。

(38)《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30日。

(39)《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4日。

(40)《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5日。

(41)《蒋介石日记》，1932年9月20日。

(42)《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23日。

(43)邵元冲：《政治进化与专家政治》，《建国月刊》第7卷第1期，1932年6月，第11页。

(44)师连舫：《专家与政治》，《政治建设》第5卷第1期，1941年6月1日，第2页。

(45)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此处并没探讨蒋在人才利用上的具体行为，譬如蒋通过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等幕僚机构的设置，以加强权力的运转等问题。

(46)《蒋其昌呈文“请求工作”》，《1935年各地投效人员请留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4），案卷号16。

(47)《1935年各地投效人员请留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4），案卷号16。

(48)《1935年各地投效人员请留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4），案卷号16。

(49)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

(50)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第184页。

(51)杨公达：《可悲痛的青年失业问题》，《时代公论》第148号，1935年1月25日，第7页。

(52)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97页。

(53)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02页。

(54)李芦洲编：《国民政府的政绩》，上海中央书局，1934年，真理社1946年翻印，第94页。

(55)《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15日。

(56)《蒋介石日记》，1932年9月1日。

(57)王子壮：《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三册）（1936年），第37—38页。

(58)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4页。

(59)《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23日。

(60)《蒋介石日记》，1927年5月20日。

(61)《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4日。

(62)《蒋介石日记》，1930年11月14日。

(63)蒋介石：《从政述要》，1935年5月24日在重庆行辕召见四川各行政专员训话，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政治建设言论集”《蒋委员长言论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11（4），案卷号481。

(64)譬如，1929年3月12日，蒋“下午往总理陵园，警察不学，交通阻梗，亲出指挥，痛骂警察，呜呼，人才之缺乏异甚”。在蒋看来，交通堵塞是因为警察无才。不过蒋自己指挥交通，结果更为糟糕。见《蒋介石日记》，1929年3月12日。

(65)参见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65页。

(66)王子壮：《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三册）（1936年），第169、170、171页。

(67)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翁文灏自订年谱初稿》，《近代史资料》总8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8页。

(68)《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4日，4月8日。

(69)《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26日。沈熳若，著有《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中国》，中华印书馆，1931年。宣介溪，南京派驻第29军政训处长。

(70)转引自孙哲：《权威政治——国际独裁现象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86页。

(71)李仆生：《蒋介石论用人的方法》，《行政效率》第3卷第4期，第356页。

(72)罗敦伟：《行政效率与行政技术》，《政治建设》第1卷第6期，1939年12月1日，第39页。

(73)蒋介石个人兼职党职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央党部教育文化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中央党部华侨捐款保管委员会委员，建筑中央党部筹备委员会委员。政职有：国民政府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道淮委员会委员长，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官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军职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参谋总长。此统计数据与王奇生先生所统计数据稍有出入。以下是王先生书中统计表。13名国民党中央要员兼职统计表（1936年）

　　（王奇生：《党权、党义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所引资料来源：李芦洲编：《国民政府的政绩》，天津庸报社，1936年再版。）笔者以为，既然资料来源引自《国民政府的政绩》一书，该书并没有1936年的职位列表，所列数目应当是1934年的兼职情形，故疑王先生所引来源尚需佐证。

(74)万异：《中国政治建设上之基本问题》，《政治建设》第3卷第4期，1940年11月1日，第24—25页。

(75)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

(76)陈之迈：《近年来中央政制改革》，《独立评论》第195期，1936年4月5日。

(77)《蒋介石日记》，1934年6月2日。

(78)《蒋介石日记》，1937年2月14日、2月18日、2月19日。

(79)《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