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兼职与树立个人威权的人治模式

蒋介石由于感觉党内外人才的缺乏，在制度不健全期间，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全面兼职。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主席、委员、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委员长，几乎全由中央委员担任。据高逎东先生1934年的统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兼职，被统计的179人共占有899个职位，平均每人兼职5个，其中兼职15个以上职位者有10人（表7.3）。

表7.3　1934年中央大员的兼职统计表

资料来源：李仆生：《蒋介石论用人的方法》，《行政效率》第3卷第4期，第353页。原统计表人数总数为176人，订正为179人；兼职总数一栏中原表为895人，现订正为899人，均疑为打印错误。

另据统计，15名地位显赫的党政要人，共占有183个职位，平均每人兼职近12.2个，其中蒋介石兼职多达21个（表7.4）。

兼职的普遍化与蒋介石的行政理念密切相关。胡适认为，蒋介石在用人上的最大缺点就是不能明确自己的权限，喜欢干涉到他的职权以外的事，军事之外，有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实业、交通、禁烟、卫生等部，中央和各省的都往往有他个人积极干预的痕迹。⁽⁷¹⁾其他国民党中央大员大都兼任了相当多重要职务。在国民政府的兼职问题上，并没有规定政务官不能兼职，只是规定政务官不能兼薪。在政府基层，兼职现象同样严重。例如，抗战时期的县长必须兼任的职务计有：（1）保安警察队队长；（2）义壮常备总队队长；（3）军法官；（4）县抗敌自卫团团长；（5）防护团团长；（6）县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7）义壮经监委员会主任委员；（8）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9）县优待委员会主任委员；（10）县仓积谷保委员会主任委员；（11）航空建设支会会长；（12）无线电台分台台长；（13）新动促进会主任干事；（14）防空建设支会会长；（15）国民经济建设支会会长。以上还不免有许多临时职务，兼职真的多得可怕。⁽⁷²⁾(www.daowen.com)

表7.4　15名国民党中央要员兼职统计表（1934年）⁽⁷³⁾

资料来源：李芦洲编：《国民政府的政绩》，上海：中央书局，1934年，真理社1946年翻印，第96—103页。此兼职数应当为1934年，该书为1934年10月1日初印，且书中第95页有“7年以来”字样。

中央要员的普遍兼职是集权主义的一种行政现象，权威人物希望通过广泛兼职，达到对政府的全面控制。全面兼职，是中央要员通过对社会事务的全面控制，期图树立个人或集团威权，建立整个人事网络。从事实观之，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惟有迅速整合有限的政治与社会资源，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强有力政府方能应付局面。但国民政府的治理基础较为脆弱，蒋介石为国内政治与军事争端疲于奔命。在汪、蒋合作之中，蒋通过军事行动的开展，在攘外的要求之下，在制度上建立了独裁政治的外观。个人威权的统治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并不能使国家形成一种稳定治理模式，形式上的独裁掩盖了政府内部的脆弱。

由于国民党掌握了政府要员的人事权，在个人全面兼职的政治现实中，国民党所标榜的主义治国演变为人治。人治发展至端点便是个人独裁政治。集权政治总是和人治相联系的，而人治的盛行很难向法治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