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攘外与权威领袖的艰难确立

集权政治一般集权于政府或个人，前者需要有一个坚强有力且有信仰的政府，后者需要生成一个权威的领袖。对于30年代的国民党政权而言，由于政党内部的派系林立与党建滞后，政党权威未能树立，政府威信难以形成，为挽救危机，很大程度上只能集权于领袖个人。

马克斯·韦伯曾把历史上的领袖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的国家领袖，他们的合法性既取决于“对古老传统神圣性的既定信念”，也取决于服从依传统行使权威的领导人的需要。第二类是理性主义——法定领袖，如西方实行民主宪政制国家中的总统和总理。他们是共同接受政治游戏规则和程序的法定权威。人民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非凡的个人品质和能力。他们的权力只和职位相关。第三类是国家领袖，是具有个人魅力的“魅力型”领袖，这种领袖不仅在感情上对大众具有感染力，他们更具备坚定的信仰和充满理性的政治主张。⁽⁷⁰⁾蒋介石个人集权形成的过程中，是后二者都兼而有之。蒋兼任行政院长一职，是在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后，通过一定的合法程序获得的。蒋的集权式领袖在国民党时局维艰之际尚存有一定的合理性，或可谓受命于乱世。

即使执政党的领袖权威确立后，中央政府的权力运行需要依靠高效与完整的行政系统方能维护。然而，国民政府的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即使四大家族内部的态度也并非一致，蒋介石与宋子文的政治背景不同和性格迥异，导致双方恩怨不断，唯独孔祥熙对蒋惟命是从。客观的评价，蒋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行政院长，也很难实现真正的独裁，即使在权力最高峰时，其治理也是较为虚弱的。蒋虽然获得了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权威认同，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掩盖着政党内部的波涛汹涌。(www.daowen.com)

故而，蒋介石的这种集权，尽管可以归结为领袖集权，甚至在全面抗战不久，获得了国民党总裁名义，但整个官僚系统难以服务于领袖个人。蒋通过一系列的斗争与合作，虽在国民党内未遇到真正挑战者，但不得不依靠一些秘密组织保证个人权力的行使，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蒋并未建立真正的领袖权威。

蒋完成个人集权的过程，是国际集权主义流行的时代，德意日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苏联也走上了政党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列宁时代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思想，发展到斯大林时代，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权力名义上集中于党，实际上集中在斯大林手中。不过，蒋介石并未迎合苏俄式的政治模式，也未采取德意日的高度专制方式。因为蒋无法如斯大林通过政党实现集权，国民党的党建滞后无法使其通过政党实行有效专制的权力运行。蒋亦无法如德意日建立高效的法西斯模式，因为蒋并未建立一个严密到足以控制政党的核心组织，也不具备高效的民众法西斯教育体系。蒋面对多种政治势力的轮番冲击，欲斗不能，欲和不易。尽管安内攘外何者优先的争论持续不断，但攘外的主张一直是不争的事实，蒋找寻到了抗日是所有政治势力易于接受的政治口号。正因如此，攘外成为蒋个人权威树立的必要条件，领袖权威伴随攘外的坚定性而日渐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