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选人目的与任人方式的两难

由上所述可知，“九一八”之后，蒋在人才方略上显示出了鲜明的目的：一是通过吸纳人才，期图从军事领域进入政治领域，逐渐树立个人形象，以达到个人集权的目的。二是利用各方专才，采用专家政治，推进现代化进程。然而，蒋并不能轻易实现其用人目的。

首先，蒋对各方人才的重视，是基于对国民党现状的不满。蒋介石“甚感本党中委之缺才”。⁽⁵⁵⁾如蒋所言：“旧党员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接近不易，考察更难。”⁽⁵⁶⁾面对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中央政府尚未树立权威，蒋介石不是思考如何提高党部工作能力，反而对国民党失望，认为依靠党部难以应对危机，建立隶属于个人或能控制的力行社、复兴社或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等组织机构。如王子壮所言，党部的虚弱，“与最高领袖之态度亦有关，如能确定方针，继续工作，亦不患无所毫无成就，要在能厘定计划，努力改进而已”。⁽⁵⁷⁾换言之，蒋介石的首要任务是为掌控局势，应对危机。“因为国民党人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时代的建设任务之前，首先必须决定党内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权力。”⁽⁵⁸⁾蒋与各方专家建立的交往脉络，一定程度上在于个人集权的需求。

其次，蒋介石对人才全面的理解有失偏颇，其根源在于政治缺陷所致。蒋从政以来，希望全面网罗人才。蒋在1927年4月23日日记中言：“与展堂先生谈话，设高等经济委员会与法制委员会，以收罗国内外有识之士，为党国作建设之用也。”⁽⁵⁹⁾5月22日又言：“每日将所会人员才能登记于薄，以备采用。”⁽⁶⁰⁾1930年1月4日蒋日记所载：“怀柔敌党，收罗人才，当亟图之，以安时局也。”⁽⁶¹⁾蒋认为，人才的选拔优于制度的建设，“有人才则法制虽弱，必强，无人才则法制虽美，必败。欲找一相当院长与部长，而无其人，即欲求其次者，亦有所不得，有治人无治法之言，信乎”？⁽⁶²⁾在蒋看来，政治之根本就是人的问题，“为政之要，首在得人，人事之臧否，即效能之高下与政治之成败所系，而制度之优劣犹居次要”，“用人之道，必先知人，知人之先，必重考察。考察之法，应以办事实为第一标准”。至于“为主官者，必须精勤笃实，以身作则，所有部属，不可使一人有一刻之闲。故即或公务有余，亦当责其修学术，或从事调查考察等类工作，此又磨练与培养人才之要道也”。⁽⁶³⁾蒋之所言对人才的重视可见一斑。然而蒋未能认识到人才选拔与运用，是从制度上保证人才的合理流通与分配，使人尽其才，为国所用，而是常将人才作为个人之私产，为己所占。

蒋介石也常常制定制度，但并不懂制度，也不会带头遵守制度。蒋明了决定国家治理的是人才，却没有明确的人才标准，很大程度上凭借个人喜好与感性判断。何谓人才，在蒋看来，并无标准可言，或多停留于技术层面。⁽⁶⁴⁾据何廉观察：“从委员长看来，人事关系的重要性超过机构设施，而委员长要求于部下对他的忠心和驯服超过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⁶⁵⁾这种忽视制度运用的政治缺陷，是他无法全面推进人才方略运用的重要原因。据王子壮观察蒋介石的用人特点：(www.daowen.com)

对于亲信人员，授以权势，予以明器，使其作一方面有组织之活动，除自己作正式的监督外，并使用其他一部分亲信从旁监视之，时时报告其行动，如有自大忘本之处也，总不使一方有过度之发展，有过分之崇信。……对于非亲信之政治方面人员，只能容许其个人之势力，以此而得赞安，有政治组织之背景者，则绝难与之融洽。⁽⁶⁶⁾

蒋没有通过制度规范用人，是人治政治的典型，一定程度上派系政治的愈演愈烈与官场上的裙带风正是在此实践上的产物，基于人治的领袖权威只能依赖更多的人事制衡。由于人事制度的不稳定，一方面，蒋介石深感人才的缺乏，大量招募人才，尤其是高调重视专业技术人员与所喜好之人才；另一方面，国家又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现象，职位选定与主管者同声连气，人才的独立性与创造性无法发挥。

不过蒋介石对人才的重视，尤其是对知识人才的示好，开启了专家政治的先河。专业技术人才大量受到推崇，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加速，有利于抗战准备。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党政最高领导人对人才的态度是衡量政府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人是权力运行的主体，采取何种人才观念，实行何种人才方略，是衡量政府品性的重要指标。危机时代的蒋介石通过尽量网罗人才的方式以实现政府的治理。由于以专家学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保持了较好的人际脉络，他们在抗战时及战后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譬如，翁文灏得知自己将任为行政院秘书长，其在日记里写道“誓拼生命拯邦国，莫逐波流坠俗尘”，以自策勉。⁽⁶⁷⁾

蒋的这种人才方略分为选人与任人两个层面。在选人上，蒋与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不断接触，建立人际脉络；建立隶属于军事或个人的秘密机构与幕僚机构，广泛积蓄人才。在任人方面，蒋并未拘泥于政党范畴，并不因是国民党员而重用之，也不因非国民党员而拒绝之。如蒋言之：“求贤才，皆不易。当退而求其次。”“求人不易，只有以建立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⁶⁸⁾蒋希望能有一个良好体系而达到选人的目的，“余办事选人，皆无体系，何能得人成事乎”。⁽⁶⁹⁾蒋思考过选人制度化与常态化，但并不知如何进行。在失业现象严重与人才选任裙带风盛行的政治环境中，选任人才大多凭领导者个人喜好，正规录用与选任途径反而退居其次。不过毕竟有大量专家学者得以进入政治领域，他们在集权政治领域内坚持民主宪政，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个人集权政治走向独裁政治。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等机构正是在集权政治的范畴内，发挥专家政治的功能，表达对国民政府的议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