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集权需求与裙带风特征的实践

蒋介石关注各类专业人才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出自于“九一八”之后的政治需求。军事与国防类人才可直接补充于其掌理的隶属机构之中，政治、经济、教育、外交、财政等类型人才则归属国民政府行政院所辖管。

蒋在与各方人才的交往中，发出感叹：“求贤固难，求才亦难，革命成败，在于得人与否而已，组织重要，时间更为重要，制度无常，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因时因地制宜，是为政治之要。”⁽⁴¹⁾

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相当重视蒋廷黻、何廉、陈之迈等一大批专门人才。如1933年8月23日蒋日记中记道：“蒋廷黻乃对外交确有研究与见地者也。何廉亦实践力行之人也。”⁽⁴²⁾知识分子基于拯救国难的需要，大多通过舆论表达政治观感，主张变革制度，甚至走上政治前台，直接与政府当局结成人际网络，广泛参与政治。这些人才的使用主要是行政技术层面上的，或者说这是专家政治的实践。邵元冲曾提道：“从政治进化的程序或政治进化的历史来看，政治愈进化，负种种政治责任的人愈趋向专门学术化。”⁽⁴³⁾有学者对专家政治的表现提出了看法，指出：“专家的需要不是政治上的，而是行政上或业务上的，譬如办理经济行政的就需要经济专家……政治上不必要专家来负责，行政方面则必须专家来执行。”⁽⁴⁴⁾换言之，这种专家政治的外观主要是技术层面的，而非决策层面。蒋凭藉一些军事部门或其他某些非程序机构储备人才，在全面掌理政局时得以派上用场。⁽⁴⁵⁾蒋因此在知识界树立了良好形象，其所任内阁亦获得了“人才内阁”之美名。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对人才需求的愿望更为强烈，从高校选拔了一批优秀毕业生分发于政府机关。如外交部通过高考、普通考试、培训及毕业分配等多种方式选拔一些人才充实部门力量。遗憾的是，此种人才的使用并未能得到普遍运用。（见表7.2）

表7.2　历届毕业分发外交部人员名单

续表

资料来源：《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历届毕业分发外交部人员名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8，案卷号3182。

从以上数据可知，“九一八”后，通过录用方式进入外交部的人员并明显增长，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毕业分配的人数反而逐渐减少。如此，蒋介石必然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政府为推行专家政治，的确需要大量专才；另一方面，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现象，各种人才无法各得其所。或者说，蒋介石的人才方略受到传统人才运行模式的制约，尤其是在裙带风盛行的政治环境中，难以摆脱“自荐”与“他荐”的用人模式。

“自荐”。自荐方式一直是传统政治重要的用人途径。在人才需求的刺激下，诸多人纷纷向中央政府或国民党权威人物自我推荐。1935年底蒋兼任行政院长时，蒋的同乡、部下及励志社社员，都争先恐后以博取蒋之青睐。各种求职信铺天盖地，书信用语有歌功颂德者，有自我吹嘘者，有采用祈求者，亦有乞求生活费者等等，不一而足。励志社社员黄梦熊在1935年12月22日写给蒋的信中，先对蒋颂扬一番，然后提出：“请在社长领导之下的行政院或行营陆军整理处异予相当任务。”如芜湖的蒋其昌1935年12月16日向蒋写信“请求工作”：

院长钧鉴：

看见报载，荣升行政，今日视事，实我国民之幸。很冒昧的写封信，一来恭贺，二来恳求，因为失业的原故，万不得以，将本身的经过，略为的写在下面：我是一个孤苦的青年，11岁母亲就死了，家中只有父亲和妹子，……想钧座素日爱惜同胞，救济青年，所以大胆写信，要求救济，不但其昌感激大德，亿我同胞也感激！(www.daowen.com)

不幸的子民蒋其昌

12月18日蒋其昌的信转至行政院后，蒋介石及政务处长蒋廷黼的批示是“呈件均悉，所请碍难照准，附件退还”。12月22日，蒋其昌又对蒋介石写一信，内中表示“钧座素日救人于水火……钧座，请早日救济吧”。⁽⁴⁶⁾喻士英在1935年12月17日对蒋介石写的求职信则更有意思：

我最思念之国府蒋主席赐鉴：

今又是士英改口欢呼蒋院长之第一声，闲言不凌，专求嘉惠，速召返京效力，为无量盼。闻赣熊有远迁说，若蒙拔□，……万一无事可做，只盼保留原级，得在末将之班充一随从，……欠债甚多，……速赐小款若干来平（北平）以便还债，但非有两千金无法难平……⁽⁴⁷⁾

诸如此类求职信，国民政府行政院几乎均作了相应批示，或“暂存”，或“退回”。至于何人能得蒋之操办，因受资料所限不得而知。从笔者查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各地人员纷纷投效的档案可知，此类投效信件自“九一八”之后迅速增多，至1935年蒋任行政院院长时达到顶峰。

“他荐”。即政府内部人员通过人际脉络，推荐亲朋好友或各方人才。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时，1934年12月21日胡文虎写给汪精卫的一封信推荐林鸿辉：

敝友林君鸿辉历任永定闽侯两县县长，福建全省禁烟委员，福建省建设委员等职，学识优富，办事努力，对于侨务尤具热心，素为文虎所深悉。在沪时，曾介绍于哲生先生，承转恳钧长推拔，倘能于侨务中予以一席，□君当能展其所长，以图建树。

如上所言，林为优秀之人才，当可纳入政府得以重用。汪精卫碍于情面，将林推荐给侨务委员会。然因推荐之风盛行，各机关人满为患。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1935年2月1日回复行政院：“准此，查本会现有委员人数已达60余人，兼之经费日绌，似难再增名额，除暂予存记并径复胡文虎先生外，相应函复。”2月7日，汪在复函中批示：“暂存。”⁽⁴⁸⁾胡文虎是“万金油大王”、“报业大王”、“有名的慈善家”、闽籍著名华侨领袖，影响力颇大。林文辉作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法学博士，历任福建永定、闽侯、惠安、宁化和江苏镇江等县县长，福建省政府专员，还是未能进入侨务委员会。

在这种推荐风气之下，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裙带关系。蒋廷黻谈道：“中央政府各部，无论在北京时代，或在现在的南京，部长是哪一省的人，部中的职员就以他同省的人居多，甚至一部成为一省的会馆。”⁽⁴⁹⁾在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求职者特多，“公务上的困扰之外，我又来了私务上的灾难。当我在政府做‘大官’的消息传到湖南老家后，许多亲戚都要求差事。求差函雪片飞来”，“如果我在开始时粗心大意，恐怕找我求职的人要大排长龙了”。⁽⁵⁰⁾

投效人员的踊跃与裙带风的盛行，与“九一八”后就业门路狭窄，失业问题严重的现实是相关联的。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公达对此深有体会。他描述了1934年底的青年失业问题：“即以南京而论，中央大学毕业生住在寄宿舍倚门而待的已近百人。留法学生40人，留英美、日本学生30人（这是大约的统计），……他们分散在小旅馆里，日夕奔走于要人之门，以致颓唐，以致落胆。”“这些失业分子，政府对之无法采用，社会对之无法接纳，将见大学毕业生愈众，而失业者愈多。”⁽⁵¹⁾

失业问题的严重，更加剧了人才选任或就业的裙带风。每一任行政院长更换时，几乎都会采取全方位的人事更替；每一次机关的人事更替，都会引起更多的人事更替。据何廉回忆：“院长对大小官员的任命几乎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的。考试院对任何人推荐的任命极少否决过。”⁽⁵²⁾如1932年资源委员会创办时，即由蒋委员长盟兄黄郛建议而建立，黄郛推荐了他的连襟钱昌照来负责这个委员会，这种推荐的方式非常流行。这些原来在政府中的工作人员，对经济或经济发展的诸事几乎一窍不通，除个别外，绝大部分人为琐事忙忙碌碌，如寻欢作乐，接待来访等等。⁽⁵³⁾

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则更为明显。前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难先（湖北人）在任时，省府秘书处及其兼长之民政厅，鄂籍人员占数甚多，秘书处职员原仅90人，张氏到任后，除开除10余外，新委职员36人，其中鄂籍占26。原设七科，全体职员为164人，而张氏虽并为五科，职员反增至183人，新委人员鄂籍占43人。省府秘书张泳穆为张氏之长女，省府通称为大小姐。科员梁荫兰，为张氏之妹，省府通称为姑太太。又科员张衡平为张氏之兄。张广淘、张钧烈、张仲英，为张氏之胞侄。民政厅张润琛为张氏之侄。⁽⁵⁴⁾

因此，蒋介石的人才方略，面临着双重考验。一是失业问题相当严重，人才选任途径并不畅通，无法从制度层面保证人才方略的真正实施。二是传统自荐与他荐风气盛行，人才选任无法摆脱裙带风等陋习。故而，蒋虽多次面见各方专门人才，表达对知识分子的好感，亦只能停留于个人观感层面，而无法真正推进人才选任模式的根本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