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才选任的专家政治理念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短期内历经辞职与第二次复出的政治事件。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孙科内阁辞职，蒋、汪完成了权力分配。蒋需要如何安定国内政治势力，加速内部统一，以应对外部危机。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外主张实施宪政的呼声日渐高涨，自由知识分子不断表达政治观感。蒋为能夯实治理基础，从军事领域渗透至党政领域，需要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转变人才方略，树立个人形象。蒋在总结“九一八”后政治受挫的原因：一是“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且有害”；另一原因是“政治与党务人才缺乏，根本上干部无一得力之人”。⁽¹⁴⁾蒋反思此前未能妥善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致未能树立良好印象，导致符合自身需求的人才极端缺乏。

蒋介石复出后，虽负责“剿共”与“国防”等军事行动，全面关注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意识到网罗人才的重要性。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后，对于外交、教育与财政人才，应十分收揽。”⁽¹⁵⁾在对人才的具体观感上，蒋认为“军事上陈诚、胡宗南、刘峙、敬之或较为有才也”。⁽¹⁶⁾1932年4月1日，蒋记：“近日对内研究较多，开诚布公，广揽贤才，信用旧人，调和嫌怨。”⁽¹⁷⁾

为应对危局，蒋介石试图制定一个具体的人才培植进程表。蒋在1932年6月2日记：“五年计划以培植人才为重。人才以宪警、教育、测量、党员、工农之基干为准。”⁽¹⁸⁾蒋同时考虑道：“近日极思准备时期组织之重要，而组织以人为主，故求人心切。其次，准备时期中，制度亦应变更、确立。中央仍以委员制，而以主席为最后决定之人。各省改省长制，取消骈枝机关。”⁽¹⁹⁾蒋此处所说之准备时期，是指抗日御侮的准备阶段。蒋希望加紧抗战准备，首要前提是培植人才，同时在制度上作出修正，集中中央权力，精简机构。蒋认为，在获得人才的基础上方能生成良好组织。1932年6月22日，蒋记道：“为政之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余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非政治上人。”⁽²⁰⁾6月24日又记：“近思组织干部，人才几无一得，而本党原有之干部，更难多得。季陶、益之较有才干，而其消极懒散，不能为用，是为最大之不幸。其次则为张岳军、蒋雨岩、朱镏先亦只能尽一部之责任而已。”⁽²¹⁾蒋感觉国民党人才缺乏，需要加紧吸纳更多人才，以利在全面执掌政权时能为之所用。

为抵御外侮，蒋介石成立了直隶于参谋本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广泛延揽人才，并与所圈定或推荐的专家学者多次交谈。据翁文灏所记：“1932年初，蒋君（介石）叠电邀余，往谈国事。余与蒋君虽同生甬郡，但余素志学术，与蒋从未往返。”翁在牯岭与蒋见面时，蒋表示“愿以三日时间由余面为陈说”。⁽²²⁾1932年6月19日，翁文灏给蒋介石讲东北与西北农产地之分量等问题。蒋记道：“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²³⁾蒋对翁产生良好印象，翁亦因此由学术而入政治，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

蒋介石也多次听专家学者讲课。据钱昌照回忆：“1932年春、夏、秋三季，在南京、牯岭、武汉由我陪同和蒋介石见面，为他讲学的有王世杰、周览、胡适、张其昀⁽²⁴⁾、吴鼎昌⁽²⁵⁾、徐新六⁽²⁶⁾、杨端六⁽²⁷⁾、丁文江、翁文灏、顾振、范锐⁽²⁸⁾、吴蕴初⁽²⁹⁾、陈伯庄⁽³⁰⁾、万国鼎⁽³¹⁾等二三十人。”按照钱昌照的解释：“我为蒋介石延揽了许多知识分子，介绍和他见面，为他讲学”，由于“蒋介石与知识分子少有渊源，所以他乐于我为他撮合，有一段时间，他的声誉渐渐好了起来，说他好学，接近学者，起用文人执政等等”。⁽³²⁾钱昌照之言道出了蒋个人形象逐步转变这一事实，蒋复出后，努力增进政治知识，利用一切机会考察人才。以1932年7月20日至28日为例，蒋至少与11位专家有过谈话，其中与周鲠生见面了两次。（见表7.1）

表7.1　蒋介石与各方人才的谈话内容及观感表（1932年7月20—28日）

②周鲠生，又名周览，湖南长沙人，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外交部顾问，著名法学家，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法科所所长。同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武汉大学校长。

③徐青甫，1922年后任浙江省政务厅长、财政委员。1927年返里读书著述。五年后复出，1934年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一度代理省主席。

④胡汝麟，清末秀才，吴淞中国公学、华北大学等校校长。

⑤刘健群，何应钦机要秘书，刘健群加入复兴社后，蒋介石几次召见他和他谈话，对他很赏识。随即任命刘健群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

⑥王陆一，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监察院秘书长。1935年任国民党中执委。

⑦罗贡华，1931年任海南岛琼山县县长与海口市市长，1932年1月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并任全国内政会议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计委员、委员长侍从室秘书等职。

续表(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7月20日—2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①周炳琳，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北大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河北省教育厅长、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

②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生，湖北崇阳人，字雪艇，法学家，《现代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创办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历任民国教育、宣传、外交部长。

③徐淑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担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此后编有《南京安全区档案》等著作，任联合国大使。

④翁文灏，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早年表现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职皆与学术有关。1932年出任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蒋对以上所见之学者，凡认为为人才者，皆被寄予厚望。蒋认为：“组织与专才重要，而才不易得也。现在进行者，翁钱之组织，近于政治与经济；而俞之组织，近于外交与教育；刘之组织，则近于军事与党务。最难得者，为外交与财政人才，应注意。”⁽³³⁾此处翁钱指的是翁文灏、钱昌照，俞则指俞大维，刘指刘健群。

蒋介石注意倾听专家的意见，1932年8月29日蒋日记中记：“健群言，预定国防教育经济计划，以为收揽人才之标准。俞大维、刘健群、陈诚、晏阳初数人，乃可负责也。”⁽³⁴⁾蒋会见何浩若之后记道：“浩若以湖南为抗日与革命之根据，余甚赞同。”⁽³⁵⁾蒋对陶孟和的印象亦相当良好：“孟和注重办事方法组织与研究专家。”⁽³⁶⁾蒋与吴达铨谈话，感觉“此人确有研究，亦知人事，可以交也。其对经济，亦有心得”。⁽³⁷⁾

尽管目前尚无法查证蒋介石面见每位专家后的具体观感，但可得之，蒋主要关注两类人才：一是政治、经济、财政类专家，如胡适、翁文灏、蒋廷黻、何廉、徐淑希等人；二是国防、军事、外交类的专家，如刘健群、陈诚、王世杰等人。蒋与前者的交往，将其延入政府，有利于个人形象的树立，实现专家政治的理念，推进现代化进程；而后者则有利于个人权力的集中，提高危机应对的能力。蒋对前者采取暂时的人才储备，在1935年底兼任行政院院长时大多将他们延入政府；对后者则直接揽入服务于个人的组织机构，或通过各种途径使其进人蒋能控制的组织机构。如蒋所记：“电布立聘文人，看国防计划，访林主席。”⁽³⁸⁾不难推测，蒋聘用文人与国防建设是紧密相连的，并商之于国民政府林森主席。考虑到国府主席之虚职，蒋之主张应当得到了林森的赞同。

蒋在重视各种专才的同时，不断思考国民政府的政治改革方向。换言之，蒋虽负责军事与国防，但其关注度并非专注于此，对政治领域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关切尤甚。蒋在1932年8月4日记道：

余于政府，则仿美国总统制；于立法，则仿德国经济会之立法制；于选举，则地区与职业制并重；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关系，则仿法国制；而司法与审计及预算制，则另加研究也。⁽³⁹⁾

国民政府虽为内阁制，在宪政的呼声中，蒋介石希图今后的政府采用总统制，以集中政府的权力。同时，蒋规划着此后的政治治理步骤。蒋在1932年8月5日中记道：

革命计划，以不平等条件为第一对象，以国内腐化为第二对象，各反动派为第三对象，故革命宪法，以经济、教育、外交三大要素为基础，必使国家容易统一之故，不能不因地制宜，使地方分权，以图发展其经济与教育，必使政权容易集中，以对抗外患，则不能不用总统制，以为应付制宜之计，以道为县，使县之范围扩充，以职业团体为经济议院，以代众议院职权，以国民党中央会议为参议院，以各省区与各民族选举为中议院，此近日对于政制之研究也。⁽⁴⁰⁾

蒋介石以上两则日记体现了复出后的踌躇满志，表达了对人事与制度的设想，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试图建立一个集权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完成国家统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通过人才选任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