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防建设的加强与抗战准备的加速

在汪、蒋合作中，蒋介石主要负责“剿共”与“国防”，个人权威的不断增强，个人集权政治模式体现出了一定的价值。“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加强国防建设。1931年冬季，钱昌照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巩固统治”的名义向蒋介石提出了创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的构想。在获得蒋同意后，钱昌照拟定了一份名单，列举了约四五十位各界精英。蒋介石基本同意了这份名单，仅在军事方面增加林蔚（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一人。这张名单的特点有二：（1）列在名单内的都是各该方面的专家学者，或有财力的资本家；（2）没有孔样熙、宋子文系统的人，也没有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人。⁽⁷⁾国防设计委员会下设三处八组，三处是秘书处、调查处和统计处，八组是军事、国际、文化、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人口土地粮食，以及专门人才调查八大类。⁽⁸⁾该机构从调查研究入手，并为罗致一批社会贤达或名流学者以充实政治基础。至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职能转以国防重工业计划与建设为主，改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仍由蒋介石兼任，正副秘书长仍由翁文灏和钱昌照担任。

淞沪停战后，蒋介石着手进行国防准备，拟定国防计划。蒋介石“极望粤汉与同成二铁路能于25年（民国）完成，故急思统一广东，然此非可骤而置之，如时间不及，亦惟听之。而江防与浙鲁两省之海防则应力谋其成效，南自舟山镇海，北至海州青岛之海防务须如期谋成也”。⁽⁹⁾在该国防计划中，涉及了从铁路到公路到码头的各项建设。

从1935年起，蒋重新拟定国防计划，有步骤按批次地整理全国陆军，构筑以首都南京为中心、逐步向国境线推进的国防工事体系，加强交通、通讯、卫生、补给等后勤建设，调整和扩大兵工生产，在国防上作了一定的布置和准备。资源委员会也由一个有关国防的调查、统计和研究部门转向国防重工业的计划与建设部门。1936年3月，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着手从事的重工业建设计划制定完成。同年7月，资源委员会在得到政府拨款后即开始实施这一计划。1936年6月，国民政府在1936财政年度预算中拨款1000万元供资源委员会作为国防重工业建设经费，资源委员会随即开始进行重工业建设。⁽¹⁰⁾

在抗日准备中，蒋介石并不能公开高调进行，只能以经济建设为名。蒋在193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道：“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与本人唯一政策也。”⁽¹¹⁾7月20日蒋记道：“对国防以空军为主体，或与陆军并重也。此时，惟有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也。”⁽¹²⁾(www.daowen.com)

国防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军队的训练，武器的装备，防空设施的建设，民众抗战的心理教育等多个层面。正是在蒋的主持下，抗战准备稳步推进。虽然在全面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的准备工作并未完成，但抗战气氛逐渐浓厚，逐渐具备抵抗日本全面入侵的物质基础与政治基础。

蒋介石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但中央权威并未真正树立，基于个人权威的中央政府很难完全推行政令，也无法真正形成政府的凝聚力，政府内部各派貌合神离的现象层出不穷。在权力与反权力博弈的过程中，各政治派别与地方实力派打着冠冕堂皇的“抗战”旗号，还继续发生挑战中央政府的事件。譬如1936年胡汉民去世后两广事变的发生，西南方面就是以此为口号的。西安事变的发生，也是张学良在“抗日”口号之下的军谏行动。

在抗战准备的军事行为中，蒋介石所训练的现代化军队基本上是其所谓的嫡系部队，对于杂牌军却很难按照现代化的方式整编与训练。各部队作战能力良莠不齐，指挥系统难以统一。抗战全部爆发后，在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口号之下，军队指挥系统并不顺畅。这种政治现象决定着抗战的效能，也决定着由军权出身的蒋介石此后的政治命运，其成功与否与个人权威的大小相关，而无法依靠政府权威或政党权威。

尽管蒋希望通过制度建设规范政府行为，推进政治的现代化。但是，蒋一直具有对武力的崇尚心理，即使他常采用的政治妥协也是建立在武力运用的基础之上的。如蒋曾言：“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¹³⁾蒋介石如要真正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至少需要重视两点：第一，加强中央权威，建立政府信仰。第二，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