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权威的重构与政治现代化推进

“九一八”之后中国中央集权的过程，是国民党政府中央权威逐步加强的过程，也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期间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²⁾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与内容。朱汉国认为：第一，中国现代化启动于国门被迫打开之后，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性。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中国与世界融合交往的历史过程。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形势下发生的，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抹上了雪耻图强的色彩。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发愤图强，重振民族雄威的历史过程。第三，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较量失败后启动的，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向西方学习的态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历史过程。⁽³⁾为了应对危机，国民党主动调适政策，重构中央权威，虽然符合西方国家在30年代危机应对的制度选择，并非一个单纯的模仿过程。

经济上的现代化似乎易于理解，涉及到政治现代化却很难界定。譬如，民主宪政是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九一八”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赞成独裁的舆论竟占据上风，或者说，蒋介石的个人集权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舆论的支持。表面看来，这似乎并非政治现代化，而是一种政治倒退。因此，探讨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的效能，必然要求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进行探讨。

众所周之，社会的进步主要在于政治现代化，而非停留于经济层面。政治现代化是社会全面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有关于政治现代化，时人曾有论断。现代化的政治是什么？有谓现代化乃是民主政治：即在理论上要全民掌握国家政权，事实上大多数国民都可以左右施政方针和选任主要官吏。这种政治，乃是专制政治的反动，它要使各级政府及官吏，由奴役国民转变为服务国民。又有谓现代化政治使科学化的政治。科学的特征是注重分工合作，是讲求工作效率，故科学化政治，是各种专家分工合作来负责的政治，它应用科学方法于行政管理之上，它注重法治而非反人治，它要用专才而不用通才。按照这种判断，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民主化、科学高效、专家治国等形态。⁽⁴⁾

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和参政的扩大化等三方面的主要内容。⁽⁵⁾施雪华认为，政治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在政治层面或政治领域的体现，它是指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的整个过程”。⁽⁶⁾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一切政党不能回避的问题。政治现代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连，政治现代化的最终成果应当反映于经济。“九一八”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加速国内统一，抵御外来侵略。因而，只要能有利于国家统一，有利于抗战准备，有利于经济建设的方式，就符合现代化的方向。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不断推进，在财政上尽量平衡，在民生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都符合现代化的要求。(www.daowen.com)

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在集权主义盛行的政治背景下，为挽救经济危机，1935年，国民政府采纳了英国经济学家李滋罗斯的建议，进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国民政府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1936年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法币为政府指定的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于货币的统一发行，集中现金准备，政府实施金融统制，防止资金的逃逸。此举稳定了经济秩序，为蒋介石从事军事行为奠定了物质基础。

为了应对危机，在汪、蒋合作的政府里，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大多采用妥协方式解决。国内除“剿共”之外，并无其他较大战事，政局大致保持了稳定，迎来了训政初期最好的几年发展时期。随着蒋军事行动的开展，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渐入西南，全国实质性统一加速。一个统一的政府是应对危机的首要前提，也是推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汪精卫在1935年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之日遇刺，之后，胡汉民在迎胡浪潮中并未归宁，客观上使蒋介石集权于一身。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虽然还存在各种主张，但大多数地方实力派均表示愿意聚集于蒋之中央政府。蒋顺应时代的需求，转变对日外交，体现了一定的抗日主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的个人威望并未受损，在返南京时出现了民众热烈欢迎的场景，意味着在抗日主题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确需要一个抗战的政府。也正是在抗日前提之下，中国共产党愿意抛弃前嫌，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红军主力愿意接收国民政府改编，承认蒋介石的抗日领袖地位，共赴国难。国民党政府进入了“抗战建国”的时期。

抗战虽阻碍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但为造就一个具有中央集权的现代性政府留有机会。正是多种政治力量的存在，使国民党政府难以采取独裁政治的方式，必须容纳多种救国主张。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完全可以领导民众积极抗战，进一步树立权威，加速党内力量的整合。然而，作为个人集权政治的领袖蒋介石，并未抓住抗战期间自我救赎的机会，反而徘徊于容共、限共、反共等错误主张，国民党也未有罅隙予以整风，党内派系依然分立，党团之争愈演愈烈。国民党中央权威未能继续树立，反而在各种民主进步势力的冲击之下，甚至连个人集权的政治模式都难以保持。如此，政治现代化无法真正推进，在民主政治的大潮中，国民政府遭遇到因实行个人集权政治的种种抨击而难以为继，战后草率颁布宪法与表面上的宪政都不足以挽救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