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集权政治的形成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受阻

军人权威转化为政治权威时，无论是其手段还是转化结果，与典型的政治权威不可同日而语。军人权威藉以武力方式威服反对力量，且易于藐视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常常作为权威人物个人意愿体现的外衣，自己却不一定会遵守。制度虽由人制定的，但制度的维护却在人。传统政治文化讲究维护制度终端的人是能救人于水火、人格魅力至上品德高尚的权威。军人权威在社会转型与国家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如果能够展现出自身的人格魅力，正好可以满足民众对社会稳定的愿望。“九一八”后，在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根基尚存的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蒋介石通过强化对孙中山的继承，通过军事行为的开展，个人威望日渐提高，具备了权威替代的合法性。这种政制的典型特色是通过单一的个人权威，完成权力集中，资源集中，依靠由个人权威掌控的国家部门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国内外政治环境的需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遗留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冲突与融合的结果。它以恢复秩序为目的，以重建权威为方向，实现政治稳定与秩序重建。如果说，蒋介石第一次掌理行政院是在民主政治文化中试图通过专制方式完成权力集中而遭受挫折的话，⁽⁵⁴⁾第二次则为拯救国难，在传统政治文化复活的政治环境中，在专制集权的舆论呼声中，蒋无可争议地完成了权力的集中。

不难发现，艰难成长的民主政治诉求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受到了复活的以建立权威为目的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冲击，民主政治发展受阻。这种制度变迁的结果尽管有利于秩序恢复与权威重建，有利于政府权力的运行顺畅，但因传统皇权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对救世主式的英雄崇拜，导致了对个人威权的依赖性。依赖个人权威的政府治理模式并非现代政治的常态，尽管在大国治理中，无一例外的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个人权威转变为法理性权威的重要性早已被证明。一个现代政府应当在民主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法理性权威的建立，加强对制度的尊重与维护。对制度的尊重并不是对传统政治的全盘否定，而应当充分利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如强调秩序、加强政治人的个人品质修养等，从而推进政治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应对治理危机，政制发生了很大变迁，艰难成长的民主政治发展受到了阻碍，基于个人权威的集权政治模式形成。不过，由于集权政治的形成是为应对国难，恢复秩序，国民政府需要动员国内各种力量的参与，完成抗日力量的整合。譬如自由知识分子被广泛纳入政府，“专家政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抗战准备的需要，舆论和媒体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均为民主政治文化的宣传与培育保留了一定空间。民主政治是世界大潮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在民主宪政的呼声中，集权政治必然遇到民主政治诉求的冲击，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决定着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最终命运。

总之，“九一八”之后的短暂几年时间内，以蒋介石个人集权为特征的集权政治的重构绝非偶然，而是本身具有制度空间。因为在缺乏政党权威的时代，虽然国民政府采用了责任内阁制，但无法在短期内构建制度权威。在权威缺失的时代，必然要求产生权威替代。在权威的替代中，基于军事的权威在国难时期更易于处于优势地位。同时，传统政治文化对权威的崇拜与要求恢复秩序的社会心理占主体地位时，专制独裁的政治文化易于复活与抬头，为个人集权提供了充分的土壤。但是，这种政治文化毕竟难以掩盖民主政治文化的光芒，民主政治文化始终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尽管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步履艰难。不过因此也注定了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艰辛的历程。

【注释】

(1)本节内容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1期，原题为《论蒋介石个人权威形成的制度因素（1931—1935）——从责任内阁制到集权政治》。有改动。

(2)沈清尘：《中国革命的失败与其出路》，《时代公论》第97号，1934年2月2日，第9—10页。

(3)孔庆泰等：《国民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6—187页。

(4)《修正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2），案卷号4。

(5)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99—100页。

(6)张金鉴：《行政学之理论与实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81页。

(7)甘乃光：《谈国民政府组织法特点》，《中央周报》第187期，1932年1月4日，第15页。

(8)孙科：《怎样去挽救国家的危局》，《中央周报》第188期，1932年1月11日。

(9)陈立夫：《五权制度之原理与应用》，《政治月刊》第1卷第5期，1934年8月15日，第8页。

(10)段麟郊：《新中国政治建设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档案，全宗号718，案卷号388，第58页。

(11)田炯锦：《改良政制与应付危机》，《时代公论》第144、145合刊，1935年1月1日，第12页。

(12)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13)杨公达：《汪精卫先生的辞职索隐和责任内阁制的崩溃》，《时代公论》第21号，1932年8月19日，第10—11页。

(14)《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台北“国史馆”印行，2006年，第405页。

(15)1932年4月1日，蒋介石考虑曰：“沪案解决以后，余欲隐退高蹈，放弃军政大权托付于汪兆铭，以免国内增多纠纷”，“如欲独当大事，事事亲办，不顾疑忌，放手做去”，“反复研思，不能决心，甚苦焉”。“今有汪兆铭不能任此，余实不能卸其责也。”见《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第14册），台北“国史馆”印行，2006年，第4—5页。

(16)《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第14册，台北“国史馆”印行，2006年，第243页。

(17)《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第14册，台北“国史馆”印行，2004年，第480页。

(18)《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二册），1935年8月2日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2001年，第402—403页。

(19)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的政治变动》，台北“国史馆”印行，1999年，第92页。

(20)1934年蒋介石个人兼职党职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央党部教育文化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中央党部华侨捐款保管委员会委员，建筑中央党部筹备委员会委员。政职有：国民政府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道淮委员会委员长，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官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军职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参谋总长。李芦洲编：《国民政府的政绩》，上海中央书局，1934年，真理社1946年翻印，第96页。

(21)李仆生：《蒋介石论用人的方法》，《行政效率》第3卷第4期，第356页

(22)《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第18册，台北“国史馆”印行，2005年，第192—194页。

(23)《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第18册，台北“国史馆”印行，2005年，第230—231页。

(24)王子壮：《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三册），1936年，第169—171页。(www.daowen.com)

(25)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信从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威望。政治权威集中体现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但实际上它要包括整个支持政治权威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组织系统和思想文化系统。对于以国家代表身份出现的政治权威来说，它还包括军事力量支持系统。（聂运麟编著：《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

(26)［英］伯特兰·罗素著，肖巍译：《权威与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9页。

(27)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

(28)《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367—368页。

(29)王学辉、宋玉波等：《行政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30)国民政府公布的时间具体为：1928年10月8日、1930年11月24日、1931年6月15日、1931年12月30日、1932年3月15日、1932年12月26日、1934年10月17日、1942年12月12日、1943年5月30日、1943年9月15日。每次修订都是在特定时间内对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制度所做的新的规范与调整。最典型的修订当属于1930年11月17日颁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1931年12月30日颁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及1943年9月15日颁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关于国民政府组织法的变化，可以参看陈瑞云：《南京国民政府组织法变更浅议》，《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张皓：《1928—1937年国民政府组织法述论》，《史学集刊》1997年第3期。

(31)［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54页。

(32)马起华：《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3页。

(33)萧公权：《政治上的最后胜利》，《迹园文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215页。

(34)［美］G·A.阿尔蒙德、G·B.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35)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36)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8页。

(37)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38)郑维东：《政治秩序的构建——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39)郭宝平：《中国传统行政制度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40)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01页。

(4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72页。

(42)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页。

(43)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44)黄馥：《民主集权独裁的研究》，《时论》旬刊第6号，1935年11月8日，第9—11页。

(45)李恭忠：《总理纪念周与民国政治文化》，《福建论坛》2006年第1期。

(46)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99—100页。

(47)参见刘大禹：《“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枙时代公论枛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

(48)杨公达：《愈趋愈下的时局》，《时代公论》第62期，1933年6月2日，第6页。

(49)王去病：《心理破坏论》，《建国月刊》第3卷第4期，1930年8月，第32页。

(50)邵元冲：《澄清乱源与心理建设》，《建国月刊》第3卷第5期，1930年9月，第2—4页。

(51)郑维东：《政治秩序的构建——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52)［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7页。

(53)［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46页。

(54)1930年中原大战后，原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去世，蒋藉战争胜利之余威，第一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自身权威尚未建立，因而遭到了党政内部一些实力派的反对，控制党权的胡汉民成为反蒋的精神领袖。约法之争而演变的反蒋风潮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终于招致了蒋的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