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政治文化的复活与政治权威的替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入侵导致了国民政府内忧外患的增加，国难深重，各种利益集团纷纷登台高呼，政治制度的争论成为了舆论与媒体表达的主流。在个人权威未能建立之际，合议制的民主政府成为了危机应付的需要，责任内阁制应运而生。其基本愿望是集合党内外精英，组成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免除争论，共赴国难。国民党三巨头蒋、汪、胡为此均试图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充当拯救国难与稳定秩序的关键人物。“九一八”事变造成了蒋的下野，或者说，蒋的下野是在国际风云变换中对胡、汪等元老及地方实力派的暂时政治妥协，也是蒋谋求建立威权政治尝试所遇到的挫折，蒋的行政院院长一职被迫让出。在人事安排中，胡汉民建议将蒋置于更无实权的考试院。⁽⁴⁶⁾1931年底，国民政府推行政制改革案，通过了《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削弱了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重新回到委员制，孙科出掌行政院。此次改制规定了权力中心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权力回归至行政院。此后，入主行政院之争成为国民政府政治场的一个景观。

很快，孙科政局出现危机，蒋介石与汪精卫最终达成了权力分配，实行了军政分立。按理，此种政治分工有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因为任何国家的军政分立都被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福音。知识分子保持着对政治的评论与参政的愿望，对政治体制的宣传与政治文化的论争不断增加，一度出现了舆论繁荣景象。与此相呼应的是，国民政府内部如孙科等人同样表达出追求宪政的呼声，李烈钧等在野人士极力呼吁国民党开放政权。国民政府立法院着手制定宪法草案，对民主宪政的向往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不过，政治文化的宣传与争论并不缺乏对权威的拥护。如果说《时代公论》的撰稿人杨公达等人对独裁政治的论述为专制独裁提供了舆论支持与理论依据的话，⁽⁴⁷⁾《独立评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赞成专制者竟占上风，更是对中国政治需要何种政体所作出的理性判断。

为了应付危机，国民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快速整合政治资源，综合多方意见，形成应对方略。然而，决策无力的现实呼唤着一种依靠个人权威在民主幌子下推行政令模式的产生。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论之，委员制与责任内阁制是民主政府的组织形式。但是，如果没有培植良好的政府信仰，无论采用何种政府组织形式，很难被认为是一个高效的能救民于水火的政府。时人已经看到了国民政府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由于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仰，比任何国家人民都要薄弱”，因此，“要使中国变成一个有组织的政府，第一自然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所谓信仰政府，就是要信仰政府这个组织，信仰这个推动一切的发动机，并不是不计一切的强信仰组织政府的人。”⁽⁴⁸⁾国民政府应当大力培育民众对政府的信仰。但因国民党本身的虚弱，中央党部无法起到对政府的指导监督之功效，党内派系林立，政治纷争不断，外部危机日益加深，政治资源内耗严重，政府权力分散，政府效能低下。为应付危局，传统政治文化凸显对权威政治人物的支持与崇拜显示了其应有的实用价值。这种政治文化为产生个人权威提供了充足的土壤与舆论支持，因而重个人而不重法理的权威模式具备了复活的机会。(www.daowen.com)

如何在民众中培育对国民政府的信仰成为建立高效政府的重要内容。这种培育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强化过程。培育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性化的概念系统同广大社会成员的感性活动统一起来。如五权宪法的理念能否符合中国传统的治理基础，能否转化为群众信仰的基础和追求，否则就将束之高阁。这需要在心理上使民众破除传统的障碍，进行心理建设。有论者指出：“新思想不易深入人心，是因为旧思想的阻塞，旧思想不易铲除，是因为根深蒂固。环境综有变更，习惯未见得随之以改。”⁽⁴⁹⁾邵元冲也指出，现在纷乱的第一点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个人主义和现在三民主义的冲突，个人主义的精神就是极端发挥个人的占有欲”。第二点就是“近代物质主义和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冲突”。第三点是“野蛮的退化与理性的冲突，兽性和理性的冲突，养成了人民残杀的心理”，“觉得争斗杀人，似乎是很名誉或很勇敢的事了”。因此，邵元冲认为，如果一般人的心理没有建设，思想没有改革，国家社会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要建国一定要先建人”。⁽⁵⁰⁾当五权宪法仅仅被当作一种符号而未能深入人心时，国民党本身的信仰培植出现了困难，只能寄希望于对个人信仰的培育，重新恢复旧有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个人权威，通过某些特定的仪式或符号寻找个人权威治理的合法性。

当然，在任何政治体制中，权威的重要性早已被学者所证明。除非老庄学派主张“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状态下，可以不需要权威，那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谨小慎微治理模式亦很难生成权威。在现代政治中，一个没有权威的社会，即意味着该社会的政治权力还远未具有为人们所认可的合法性。因此，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将其政治权力合法化，如何赢得权威。⁽⁵¹⁾当然，单独从掌握局势的情势分析，个人魅力型权威并非不可取。个人权威也是政治权威的一种典型形式。政治权威是指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排除抗拒其意志的可能，而不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有的出于习惯，有的出于利益的权衡，有的出于不可屈服的强制力。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培育的个人权威方式，尽管是社会政治文化的一种常态，但它是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一种遗传。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的进步，造成了传统与现代化的不断冲突。越是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家中，冲突就愈激烈、愈持久。适用理性与激进打断了政治文化的承接，更为激进的改造社会的愿望取代之前相对平稳的方式。新旧权威更替的空隙导致权威弱化或权威的转化，从旧权威的丧失到新权威的正常生成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权威流失使政治机构软弱无力，软弱而又缺乏效率的政府很难担负起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重建秩序、维护稳定的重担。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学生的摆布。”⁽⁵²⁾关于建构政治秩序的手段，亨廷顿指出：“武力是一种权力之源，但是，它只有在合法性原则挂上钩时，方能在较长的阶段内产生作用。”⁽⁵³⁾因而，危机丛生的时代，在传统政治文化复活的背景下，军事首脑蒋介石凭借政治符号的强化，通过军事行为的开展所建立的威信，具有实现政治权威“替代”的可能性与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