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无论是作为贤内助还是政治人，其政治参与与中国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进程。正因如此，宋的政治参与体现出相互矛盾的两面：女性参政与阻碍民主发展。透过其政治参与，亦能观察民国社会的政治状态。袁伟时认为：“评价宋美龄的政治活动，同评价一切政治人物一样，只能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中国推进民主、自由、法治、现代化，维护国家独立。”(110)宋美龄的政治参与，与其理解为纯粹的女性政治，不如理解为夫人政治。宋美龄的政治参与，在蒋宋相互需求的联姻后获得机遇。宋尽管未身居党政要职，但通过第一夫人独特的地位和身份，全力配合蒋建立个人权威的军事与政治行为，在政治与社会领域留下了深深烙印，蒋宋连为一体。事实上，尽管宋美龄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伸张女权，倡导男女平等，尤其提倡每个家庭中的夫人对政治与社会活动的支持，但她并不反对男权政治，而是倡导夫人们尽量发挥自身能量，以对政治活动施加影响，宋在新生活运动中及其后的数次演说均有这种意图。
宋美龄的政治参与是民国时期夫人政治的典型。民国时期，在男女平等新风尚的刺激下，女人开始大批进入政治领域，从而为夫人政治的盛行提供了机会。进而，国民党大多数重要领导人的夫人们对政治较为热心，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夫人们表现更甚。除蒋夫人宋美龄外，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李宗仁夫人郭德洁、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吴铁城夫人杨慧珍、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等，都曾在政治活动中出尽风头，为丈夫出谋划策。她们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帜，以能过问政治为时尚。即使有些夫人没有出任任何政府或社会职务，也不断通过枕边风或夫人之间的交际，帮助丈夫或左右丈夫的政治行为，甚至有时凌驾于丈夫之上发号施令。譬如汪精卫在政治生涯中受其夫人陈璧君的影响较大。1932年初，汪精卫在南京出任行政院长，陈璧君开始干预汪精卫的政事。甚至有人想见汪精卫，也得先通过她这一关。如有人与汪精卫谈话时间稍长，她会当面对客人下逐客令，且声色俱厉。因此，一般人对陈璧君无不讨厌。汪精卫则因怕麻烦而顺从她的意志，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自然了。(111)这些夫人中，宋美龄依赖自身所受的西方文化教育、良好的家族背景以及丈夫的权势，在众多夫人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夫人政治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较大，它与制度建设紧密相关。当制度不健全或未形成制度权威时，夫人政治易于抬头，它是人治政治模式的副产品。民国时期是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时期，民主呼声不断高涨，宪政成为精英阶层的努力方向。民初政党政治的光怪陆离已经证明党治基础上的法治在中国的实施需要政治人付出艰辛的努力。国民党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充当了新的政治主体，但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顿失权威领袖，党内的不统一以及国家统一的徒有其表，使国民党难以形成足够的凝聚力，党内的派系林立与革命性的退化制约了其后实施训政的成绩。在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下，在要求推行民主政治，结束训政的呼声中，民主意愿难于正常表达，制度建设与制度遵守显得苍白无力，渴望政治稳定易于得到认同。制度权威的缺失导致依靠个人权威治理模式的替代，提高个人权威成为民国政治人物崇尚的目标，掌握军权的蒋介石能够得到更多的充当权威的机会。因而，重要领导人或权威潜在人物的夫人们通过自身努力尽力发挥影响或参与政治，以维护或加强丈夫的权势，提高丈夫的形象，甚至在这过程中走上前台也司空见惯。
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均未能形成时，蒋介石承担着统一国家、抵御外侮的重担。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宋美龄的政治参与适应蒋介石建立个人集权的政治环境与需求。通过蒋宋联姻，蒋已经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的大力协助，尤其稳定了江浙地方财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宋美龄依靠家族背景与个人才智，充当了蒋的贤内助，维护着蒋的威信，为蒋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蒋在宋的帮助下，逐步扩展人际脉络，树立了由单纯崇尚军权的军事领袖转变为具有某些西方民主因素的现代政府领导人的形象，使英美等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国正在向西方不断靠近，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
宋美龄在全方位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中，依靠个人能力与充当的角色，弥补了蒋的个性缺陷，以其特有的魅力与机智，帮助蒋化解各种大小危机，使得蒋介石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派系平衡）、中外关系处理较为顺畅，蒋的威望日渐提高，逐步完成了权力的集中。同时，蒋已踌躇满志，着手“对内政锐意刷新，对国防积极准备，对经济积极加紧建设，对财政金融预作非常时期的筹划”。(112)尽管此后蒋遭遇了西安事变有损个人威望的挫折，但作为全国领袖的地位和身份并未因此动摇，反而，在此次事变中，宋美龄的所作所为以及控制事态的能力，成为了夫人政治最绚丽的表现。《时代》周刊在蒋介石宋美龄获选为1937年“风云夫妇”的封面故事中说：“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妇女像蒋介石夫人在中国那样拥有崇高的地位。她和她的丈夫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跃升为古老的中国人民的道德与实质领袖，这项成就已涵盖了一页伟大的历史篇章。”(113)
因此，蒋宋联姻后，宋美龄的政治参与范围较为广泛，涵盖了内政、外交、军事、教育和文化诸多领域，为蒋介石提供了全方位的决策动力，弥补了蒋介石的个性缺陷，夫妻刚柔相济，夫唱妇随。结婚伊始，宋美龄充当着蒋的贤内助，逐步过渡到政治人，进而实现蒋宋一体。宋美龄的政治参与是在伸张女权、倡导男女平等新风尚下的女性政治复活、女性参与政治的热情激发后政治行为。联姻后的宋美龄通过政治参与，奠定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它有利于蒋的个人形象的树立，有利于蒋个人权威的形成，也加速了蒋个人集权的步伐。抗战时期及其后宋美龄的出色外交与社会活动更是其夫人政治的升华。
不过，宋美龄的政治参与体现着宗教信仰与民主政治的冲突与糅合。在蒋宋二人中，蒋介石一向以传统的、个人式的英雄主义为其行动的基础；相反的，蒋夫人由于受美式教育的训练，因而以民主的信徒自居，这两种态度原本是极难调和、极易冲突的。斯诺认为，宋美龄从来就不是一个政界人物，也不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虽然她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而且她的表情很动人。(114)罗斯福夫人尝言，蒋夫人能够把民主政治的道理说得条条是道，但不知道如何在中国实施民主或不愿落实民主。(115)因而，宋美龄的这种缺陷使她无法在中国真正推进民主，反而在夫唱妇随的传统中国文化观的影响下，尽力维护着蒋的个人权威，把提高蒋的个人威信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即使宋美龄完成了由贤内助到政治人的身份转变，她依然是在蒋的立场上从事政治与社会活动。
夫人政治是在制度建设相对落后、制度规范缺乏以及制度权威缺失时期的产物。重要领导人的夫人们常常通过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对丈夫施加影响，以使丈夫在个人权力竞争中处于优势；或通过丈夫的政治活动表现自身的欲求，甚至铤而走险，取而代之。显然，夫人政治是制度权威缺失时期女性参与政治的异化，夫人政治的盛行不利于制度的建设。在制度完备的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夫人大多尽量避免亲自参与政治，只参加一些有益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第一夫人体现的应该是一种身份而非政治人。夫人政治并不意味着女人不能参与政治，只是重要领导人的妻子的角色与地位需要限制在制度框架内。故而可以得知，如宋美龄这种第一夫人的政治参与，在制度建设不断健全的时代，可能后无来者了。
不难得知，蒋介石的个人集权不单是其个人主观愿望的反映，也是在特定背景下，在外界舆论的支持下逐渐形成的。个人集权的基本前提是个人必须树立其威望，他不但要求在军功上，更重要的是应当具备一定的人格魅力。蒋介石在个人权威形成的过程中，其夫人宋美龄的政治参与是一个重要环节。宋广泛参与于政治中，是在夫人政治较为盛行的时代中的产物，女性参政是其前提。不过，因政治参与阶层的不断扩大，即使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存在着二律背反，集权政治也无法完全阻碍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政治之中。随着政治参与阶层的不断扩大，民主宪政呼声的不断高涨。而民主宪政的诉求是对个人集权政治的巨大冲击。
【注释】
(1)本节内容发表在《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题目是《“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枙时代公论枛为中心》。
(2)可以参看邵明煌：《抗战前北方学人与枙独立评论枛》，台北政大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孙宏云：《陈之迈与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刘大禹：《20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及绩效评价》，《求索》2006年第9期；等等。
(3)参见郑大华：《“九一八”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左双文：《“九一八”事变后枙国民外交杂志枛及其政治主张》，《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此类文章讨论的重点在于对该杂志本身的解读，而未讨论舆论本身与国民政府政制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
(4)《时代公论》创刊号的“时事述评”认为，“国难会议不过是一种贡献意见的一个咨询机关，不像宪政国家的议会一样，议决事项有强制政府执行的权力”。足可表明，“时代公论派”对国难会议的成效未抱很大的幻想。
(5)中国政治学会曾于1932年9月在南京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政治学者的组织。选出了周鲠生、浦薛凤、钱端升、王艇生（王世杰）、杭立武为常务理事，并由杭立武为总干事，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6)统计期刊中缺第6、10、11、67、72、110、118号，且未包括时事述评、通讯及诗歌。以平均每期5.4篇文章计，所刊文章总数约略880篇。
(7)其中关于政治的有20篇，譬如《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第1号）、《折衷主义与中国政治》（第3号）、《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第4号）、《国民代表会的选举》（第6号）、《再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第7号）、《灰色政治与姑息政治》（第10号）、《三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第11号）、《关于党部组织简单化》（第13号）、《国民党复兴论》（第16号）、《外交只是方法吗？》（第17号）、《请拿出“慷慨歌燕市”的精神》（第20号）、《汪精卫先生辞职索引和责任内阁制的崩溃》（第21号）、《革命的回忆与国民党的复兴》（第23号）、《国难政府应强力化》（第24号）、《“九一八”以来的中国政治》（第25号）、《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家》（第31号）、《我的意见是时代错误的吗》（第34号）、《告三中全会中央委员》（第37号）、《对三中全会提案的一点意见》（第38号）、《和平奋斗救中国》（第40、41合刊）。关于法律的1篇，有《关于民选立法监察委员》（第2号）。关于中日问题分析的有6篇，有《人自为战的抗日》（第19号）、《抗日的途径》（第27号）、《李顿报告书与中国命运》（第29号）、《战呢？和呢？》（第42号）、《怎样战？》（第43号）、《时局的开展与对日殊死战》（第48号）等。
(8)杨公达：《休刊词》，《时代公论》第156期，1935年3月22日，第79页
(9)杨公达：《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时代公论》（周刊）创刊号，1932年4月1日，第6页。
(10)萨孟武：《赶快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时代公论》第2号，1932年4月8日，第10页。
(11)杨公达：《突如其来的开放政权》（上），《时代公论》第53、54合刊，1933年4月7日，第8页。
(12)杨公达：《究竟怎么办》，《时代公论》第60号，1933年5月19日，第9—10页。
(13)杨公达：《愈趋愈下的时局》，《时代公论》第62期，1933年6月2日，第6页。
(14)杨公达：《九一八以来之中国政治》，《时代公论》第25号，1932年9月16日，第8页
(15)袁道丰：《政党政治已成为过去》，《时代公论》第68号，1933年7月14日，第22页。
(16)师连舫：《从日本侵略得到的教训》，《时代公论》第71号，1933年8月4日，第21—22页。
(17)萨孟武：《中国需要行政部独裁的宪法》，《时代公论》第77号，1933年9月15日，第11页。
(18)王华宇：《我们要建立怎样的国家》，《时代公论》第56号，1933年4月21日，第26页。
(19)杨公达：《国难政府应强力化》，《时代公论》第24号，1932年9月9日，第15—16页。
(20)杨公达：《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家》，《时代公论》第31号，1932年10月28日，第13—14页。
(21)杨公达：《矛盾的局面》，《时代公论》第73号，1933年8月18日，第8页。
(22)梅思平：《党治问题平议》，《时代公论》创刊号，1932年4月1日，第11页。
(23)杨公达：《国民党复兴论》，《时代公论》第16号，1932年7月15日，第14—15页。
(24)杨公达：《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4号，1932年4月22日，第8—9页。
(25)沈清尘：《沉闷时局中的总理制问题》，《时代公论》第107号，1934年4月13日，第6页。
(26)程天放：《民主与独裁》，《时代公论》第150号，1935年2月8日，第7页。
(27)张佛泉：《民元以来我们在政制上的错误》，《国闻周报》10卷44期，1933年11月6日。
(28)杨公达：《文人的病态和责任》，《时代公论》第57号，1933年4月28日，第13页。
(29)张忠栋：《政治批评与知识分子》，台北自立晚报社，1985年6月，第158页。
(30)梅思平：《宪政问题答客难——答蒋廷黻、胡适二先生》，《时代公论》第11号，1932年6月10日。第15页。
(31)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三○年代中国政治》，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第237页。
(32)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81页。
(33)王子壮：《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一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351页。
(34)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三○年代的中国政治》，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第17页。
(35)［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
(36)杨公达：《休刊词》，《时代公论》第156期，1935年3月22日，第79页
(3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82页。
(38)本节内容发表在《阅江学刊》第2期，有改动。
(39)对众多刊物的研究中，阐述北方学人所创的《独立评论》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有一些暂未被国家图书馆、学术期刊网等收录），专门以《独立评论》为题进行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已达10篇以上，学术论文达60篇以上。（见黄波粼：《近30年来国内枙独立评论枛研究综述》，《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主要研究成果可参看邵明煌：《抗战前北方学人与枙独立评论枛》，台北政大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著作如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邓丽兰：《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文章有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枙独立评论枛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孙宏云：《陈之迈与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王天根：《抗日战争前夕的学人论政——以枙独立评论枛的“民主与独裁论争”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张太原：《枙独立评论枛的社员及主要撰稿人》，《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也有学者对其他关于民间或半官方所创刊物的主张进行了考察（参见郑大华：《“九一八”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左双文：《“九一八”事变后枙国民外交杂志枛及其政治主张》，《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上述文章基本上着重考察杂志本身的发展脉络或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而未能重点关注舆论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笔者在此基础上试图对此做出尝试，以被学术界所忽略的《时代公论》为中心，考察了“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但该文限于主题，未能进一步探讨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之间的关系。（可参看刘大禹：《“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枙时代公论枛为中心的考察》，载《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另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8年第9期。）
(40)江沛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当局对舆论的管理是极为专制的，其指导方针就是在中国实行思想禁锢。国民党人认为，只有确立一个主导思想三民主义，并以之引导民众的思想意识，形成习惯于专制政治的心理状态，才能确保国民党人在政治上的牢固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对舆论实行钳制就是必不可少的了。这种钳制，一方面是清除一切“异端演说”，另一方面是强化“党化”色彩。一旦出现想要越轨并起而反对的人时，国民党就只有消灭他们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江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41)之所以选择《独立评论》，是因该杂志地处北京，为北大、清华等学者所创，为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论政的典型阵地，学术界对该杂志研究水准已相当之高，为读者所共知；选择《时代公论》，是因该杂志地处南京，为国立中央大学学者所创，或因此被视为体制内知识分子所创，竟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笔者以为两种杂志，创办于同时代，且均为南北最有影响的大学知名学者所创，影响力均大，双方表达的政论观点非常鲜明，极具代表性。
(42)毕树棠：《中国的杂志界》，《独立评论》第64号，1933年8月20日，第12页。
(43)《时代公论》的主要创刊人与撰稿人长期以来被学术界视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且刊物文章自身辩论相对于《独立评论》较少，以杨公达为主的主要撰稿人明确主张领袖个人集权，要求建立强力政府，学术界对其关注较少，且在学术界的研究中被作为参考文献亦少。
(44)引自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三○年代中国政治》，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第237页。张太原全面对《独立评论》进行了研究，写了《枙独立评论枛与20世纪30年代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一书，全面探讨了独立评论文章所体现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全书并未探讨《独立评论》的舆论空间与政府制度变迁的关系。
(45)胡适：《宪政问题》，《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第6页。
(46)梅思平：《宪政问题答客难——答蒋廷黻、胡适二先生》，《时代公论》第11号，1932年6月10日，第15页。
(47)陶希圣：《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独立评论》第20号，1932年10月2日。
(48)张佛泉：《建国与政制问题》，《国闻周报》第11卷第26期，1934年7月2日。
(49)傅斯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第6—8页。
(50)翁文灏：《我的意见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15号，1932年8月28日，第4页
(51)丁文江：《中国的政治出路》，《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第4—5页。
(52)丁文江：《抗日剿匪与中央的政局》，《独立评论》第19号，1932年9月25日，第10页。
(53)蒋廷黻：《南京的机会》，《独立评论》第31号，1932年12月18日，第2页。(www.daowen.com)
(54)胡适：《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7号，1932年9月11日，第2—5页。
(55)不过有论者认为胡适与蒋廷黻之间的“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胡适为汪精卫组成的利益集团以及蒋廷黻与蒋介石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有关。形成的学术与权势的依附。因而很大程度上便代表了权势人物的政治主张。参见王天根：《抗战前夕的学人论战——以枙独立评论枛的“民主”与“独裁”论争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且不论胡适是否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还是同情汪精卫的角度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但对于应付国难时，政府应当有所作为这点是不可否认的。
(56)区少干：《国难当中领袖人物应有的态度》，《独立评论》第55号，1933年6月18日，第13页。
(57)张佛泉：《政治改造的途径》，《国闻周报》第12卷第34期，1935年9月2日。
(58)庄心在：《中国中央行政制度之前途》，《东方杂志》第30卷第11号，1933年6月1日，第38—39页。
(59)王子壮：《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2册），1934年1月31日记，第16页。
(60)杨公达，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重庆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贵州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战后担任立法委员，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去台；阮毅成，抗日战争初期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抗战胜利后任国立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1946年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去台湾，曾任台湾《“中央”日报》社社长、《东方杂志》主编等；杭立武，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1946年转任政务次长，1949年任教育部部长，同年去台；梅思平，1938年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汪伪政权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职，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萨孟武，抗战期间随中央政治学校迁移，任教授，战后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去台，曾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立法委员。
(61)论评选辑：《开放政权的进一步希望》，《国闻周报》第10卷第13期，1933年4月3日。
(62)《蒋中正总统档案之事略》稿本（13），台北“国史馆”印行，2006年，第63页。
(63)马季廉：《如何善用权力》，《国闻周报》第9卷第45期，1932年11月14日。
(64)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
(65)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独立评论》第130号，1934年12月9日，第2页，第4页。
(66)胡适：《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16日，第6页。
(67)大事述评：《中央讨论报界建议》，《国闻周报》第12卷第5期，1935年1月28日。
(68)黄叔坚：《时代的威胁》，《国闻周报》第10卷第41期，1933年10月16日。
(69)詠霓：《从反省中求出路》，《独立评论》第54号，1933年6月11日，第5页。
(70)叔永：《我们是右派吗？》，《独立评论》第48号，1933年4月30日，第6页。
(71)陈之迈：《政治改革的必要》，《独立评论》第162号，1935年8月4日，第2—5页。
(72)马星野：《蒋介石先生会见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6期，1935年2月18日。
(73)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
(74)钱端升：《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独立评论》第162号，1935年8月4日。第7页。
(75)在第86期的编辑后记里写道：“北平邮政管理局通知我们说，‘兹准南京邮局验单内称：由北平寄交南京、如皋、太仓、盐城、仪征、涟水、昆山、海门、扬中、阜宁、横林、正义、黄渡，各地之《独立评论》，共121件，业经首都宪兵司令部邮电检查员扣留，应请通知寄件人’。我们现在才知道扣留的是第81期，这些地方的阅者收不到本刊时，请通知本社。”该期共三篇文章，分别是《建国与专制》（胡适）、《中国历史上的集权与分权》（陶希圣）、《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可以实行吗》（梁子范），似应没有扣留的理由。在《独立评论》第95号的编辑后记里同样写到《独立评论》第91号被南京邮电检查员扣留139包，猜想扣留的原因是“溥仪窃号与外部态度”的文字。
(76)杨公达：《休刊词》，《时代公论》第156期，1935年3月22日，第79页。
(77)《邵元冲日记》，第1360页。
(78)廷黻：《舆论与政府》，《独立评论》第55号，1933年6月18号，第3—4页。
(79)君达：《舆论》，《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第7—8页。
(80)陈之迈：《我国的宪法问题》，《国闻周报》第12卷第2期，1935年1月7日。
(81)陈之迈：《政制与人事》，《独立评论》第173号，1935年10月20日
(82)蒋廷黻：《外交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第4—5页。
(83)翁文灏：《我们应努力维护统一》，《独立评论》第180号，1935年12月8日
(84)吴景超：《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独立评论》第87号，1934年1月28日，第2—4页。
(85)中央通讯社收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履历册，通讯一览及军委的五部职员中央通讯社档案［B］，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656，案卷号479。
(86)钱端升：《建国途径》，《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87)本节内容发表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题目是《宋美龄的政治参与对蒋介石个人集权的影响（1928—1937）——从夫人政治的视角分析》，有改动。
(88)李继锋：《三十年代的标准女性》，《文史博览》2004年第3期。
(89)罗比·尤恩斯：《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76页。
(90)［美］海伦·福斯特·斯诺：《由蒋宋联姻说到西安事变中的蒋夫人》，见岳渭仁等编：《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上），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42页。
(91)张宪文、李峻：《宋美龄：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女政治家》，《钟山风雨》2003年第6期。
(92)尼克松：《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夫妇印象记》，见岳渭仁等编：《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上），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93)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19页。
(94)参见杨天石：《做“圣贤”还是做“禽兽”——蒋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欲”之战》（原载台北《传记文学》2001年第5期），《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54页。
(95)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96)孙宗宪：《为蒋介石当侍卫时的回忆》，宓熙等著，江元舟、毛炳岳等整理：《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97)《蒋介石日记》，1933年9月22日。
(98)林博文：《跨世纪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台北时报文化，2000年，第437页。
(99)佟静：《宋美龄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
(100)《蒋介石日记》，1930年12月31日。
(101)张紫葛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团结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102)宋美龄：《我的宗教观》，袁伟编：《宋美龄自述》，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9页。
(103)《蒋介石日记》，1936年2月14日。
(104)罗比·尤恩斯：《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78页。
(105)罗比·尤恩斯：《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85页。
(106)［美］泽勒（EelleE.A.）：《神秘顾问端纳在中国》，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55—356页。
(107)林博文著：《跨世纪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台北时报文化，2000年，第113页。
(108)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第602页。
(109)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110)袁伟时：《20世纪中国历史框架下的宋美龄》，载《新闻周刊》2003年11月3日，第34页。
(111)祝彦：《大汉奸陈璧君其人》，《党史综览》2006年第1期。
(112)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9页。
(113)转引自林博文：《跨世纪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台北时报文化，2000年，第447页。
(114)［美］海伦·福斯特·斯诺：《由蒋宋联姻说到西安事变中的蒋夫人》，岳渭仁等编：《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上），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46页。
(115)林博文：《跨世纪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台北时报文化，2000年，第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