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集权的加速与舆论空间的缩小

“九一八”后尽管一度出现了舆论繁荣的景象，随着集权政治的加速，这种言论不自由的感觉在舆论界逐渐明显。尽管舆论界尽量与政府权威人物的意愿保持相对一致性，亦难获得全面的自由表达空间。《独立评论》即便与政府权威人物的意向具有一致性，也至少曾两次遭受过当局的检查或刊物扣留。⁽⁷⁵⁾《独立评论》第229期刊载了张奚若的一篇《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抨击地方政府，被宋哲元查办停刊，后经胡适利用中央政府人脉，多方疏通，在4个月后得以复刊。《时代公论》虽未有被扣留或强迫停刊的明显证据，杨公达指出该刊在1935年被迫休刊的理由：“一方面感到言论不自由，他方面同人等又不愿意说些不愿说的话。国事既不可谈，风月与幽默亦不会谈，提出笔来找不到题目，大家只好暂时闲闲了。”⁽⁷⁶⁾杨公达不得不让《时代公论》休刊，体现了舆论与政制的两难矛盾：即国难来临之际，国民政府暂时放松了对舆论的控制，或者说舆论界冲破了政府有关新闻与媒体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出现了舆论繁荣，形成了相对宽泛的舆论空间，但为应对国难，无论是赞成民主宪政抑或主张强力政府，均有主动或被迫向政府靠拢的趋势。伴随主流舆论的形成，国民党权威人物逐渐完成了权力的组合或重建，政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逐步成为了国民党及公众认可的领袖，基于个人权威为特征的集权政治逐步形成。据邵元冲1936年1月29日记：“又介石因上海《晨报》之新文论文，又一月十九日论文，对于财政当局之投机操纵颇多抨击，甚为愤怒，已令将《晨报》及其附属之《小晨报》、《上海夜报》，概予查封。言论此后更束缚矣。”⁽⁷⁷⁾

此时，舆论如何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了一个难题。不得不承认，政府应当主导舆论，政府也应当遵循主流舆论的声音。蒋廷黻言及政府与舆论的两种关系，一是欧美自由主义的国家的舆论。“舆论应该监督政府，鞭挞政府；政府应该顺从舆论。政府是被动的，舆论是主动的。政府是仆人，舆论是主人翁。”另一种看法是极古而又极新的，“现在的苏俄、意大利，和党治的中国”。蒋廷黻认为：“各国事实上是介乎两者之间，舆论支配政府，政府亦制造舆论。”“政治家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制造舆论”，“定了一个大政——假使我们说这大政完全是对的，——而不能得到舆论的拥护就是政治家的失败”。⁽⁷⁸⁾

过多的强调政府听从舆论，未必符合现实需要。舆论自由度的重要性已然得到了证实。有论者指出：“中国在平时舆论虽然没有多大力量，但到了外侮侵凌的时候，全国人心激动，便发生颇有声势的舆论。”“许多人的意见不一定相同，相同的只有公共目标。”“政府对舆论的态度如果一意孤行，图少数人的利益，背多数人的是非，那一定是不对的。”当局料理国事，“必须着眼于久远的舆论，而舆论往往图一时的痛快”。“当局的人应该以诚意接受舆论的鞭策，但不可因贪空名而过受他们的束缚。”故此“公论应该顺从，但大政治家对于公论，并不但是消极的听从，而且应该积极的领导”。⁽⁷⁹⁾陈之迈也指出，我国如果欲实现宪治的成功，“舆论是宪法唯一的制裁”。⁽⁸⁰⁾这种对政制具有制裁能力的舆论是“具有充分力量的舆论”，“在普通法律，制裁是国家；宪法的制裁便只有舆论”。⁽⁸¹⁾

虽然知识界强调舆论的重要性，为争取独立的论述空间而不断努力。然而，由于知识分子与政治本身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主流舆论常常向政治的需要靠拢，舆论表达需要建立于理性的基础之上。蒋廷黻认为：“倘舆论有势力而无知识的根据，他一定会成一种暴力，这是很危险的。”“中国舆论不健全的责任，大学应负一大部分，因为制造舆论者，尤其是关于外交的舆论，不是大学里面的人就是曾由大学出身者。”⁽⁸²⁾翁文灏说：“现在的中央政府正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艰苦奋斗，全国上下再也不要无聊的增加困难。”⁽⁸³⁾无论是以“独立精神”相标榜的“独立评论派”，还是一直鼓吹集权政治的“时代公论派”，最终都未能脱离政治而独立生存。而当其进入了政治，其舆论空间必然难以拓展，舆论范围亦逐步缩小，舆论呼声达到了高度一致，舆论争辩逐渐稀疏。特别是一些报刊杂志抨击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妥协或表达反日情绪时，不断遭受到了政府的责难，更是舆论界需要意识到出言谨慎的重要性。(www.daowen.com)

伴随着集权政治的进程，舆论界的繁荣逐渐褪色。究其原因，吴景超从舆论界本身寻找原因：第一步是批评阶段，政府把舆论的范围缩小，把批评的对象，加以限制，使舆论的职权不能充分行驶。第二步是建议，我们缺乏专家、缺乏学者，缺乏作积极建议的人才。第三步是讨论，就是中国人缺乏讨论的态度。第四步是舆论法律化，就是舆论缺乏发挥权威的工具。在民治的国家里，舆论的工具，是议会制度。在中国则不然，我们对于一个问题，无论怎样谈得起劲，似乎总有点“纸上谈兵”的感觉。⁽⁸⁴⁾不过，吴景超或未意识到大多数政论家在专家政治的口号下被延入政府，使得在野的舆论界日益凋零。尤其是自由主义领军人胡适与蒋介石个人关系的不断改善，胡不再方便高喊民主宪政，对政制改革的舆论空间也不再五彩纷呈。此后，尤其是抗战爆发后，政论界的活跃人物逐步进入了以蒋为首的政府里，如湖南省的八个参政员中，其中五人曾为大学教授或研究员。其余尚有如杭立武、傅斯年、周鲠生、杨端六、钱端升、周炳琳、张其昀、张奚若、萨孟武等参政员。⁽⁸⁵⁾他们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由知识人逐渐转换为政治人，在个人集权政治的制度下，难以继续自由表达舆论。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环境为舆论建言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机会，知识分子甚至政府职员凭借一定的舆论阵地表达政治观感或宣泄对政治不满，形成了相对宽泛的舆论空间。在众多新创办的刊物中，《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非常具有代表性，“独立评论派”以独立精神为宗旨，尽管存在政制的激烈争论，但大体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主要论者大多入朝为官，实现了所谓的专家从政；一直鼓吹集权政治的“时代公论派”，在集权政治的步伐中感到“言论不自由，国事亦不可谈”，被迫停刊。从两种杂志的舆论空间与言论取向可以感知，舆论界在国难之艰，尽管有着对民主宪政的崇尚，表达对政制与政府的不满，但始终以国家最高利益为重，有对统一的向往以能抵御外侮，这与政府的意愿逐步一致。国民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亦顺应了舆论界的主张，进行了符合客观政治环境的改制，如加强中政会职能的改革，实行基于个人权威为基础的集权政治。

伴随集权政治的形成，舆论空间逐步缩小。究其原因，是集权政治与舆论空间存在着二律背反。集权政治的维护与加强，决定了政府需要对舆论空间的严格控制，尤其是涉及对外政策或政府分权等一些敏感话题限制愈来愈多。政府主宰舆论的主流，而非舆论界自发形成舆论主流。如何保持一个自由的舆论空间，加强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功能，是国民政府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舆论控制更为严格，舆论空间在集权政治强化的背景下进一步被压缩。抗战胜利后，钱端升尚认为：“我国今日需要一个拥有大权力，而且能发挥大效率的政府。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担负得起抗战建国的各项伟大工作。但这个政府也须能尊重各个人民的人格与尊严，并能容许各个人民对于人生及社会重大问题有自由言论之权。”⁽⁸⁶⁾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依然关注着舆论空间与集权政府的关系问题。因而，国难期间，舆论界支持了集权政治，集权政治却不利于自由的舆论空间；舆论界为争取自由的空间，高呼民主宪政，却又自囿于集权政治的藩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