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舆论与权威人物集权意愿的同向性

探讨“九一八”后的舆论空间必然涉及到两个主体，即舆论与政府或政治之间的关系。其一，舆论界是铁板一块还是具有多种声音。其二，舆论界是一直抨击国民政府、追求民主宪政、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还是具有与政府政制革新的主动调适。其三，国民政府权威人物对舆论界的呼声是置之不理还是与舆论意向同步。从现实言之，《独立评论》标榜独立，独立社同仁却大多进入了国民政府权威人物的视野，人际脉络逐渐拓展，在1935年底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时，在专家政治的口号下，逐渐完成了从学术人到政治人的身份转换。《时代公论》主要创刊人高呼集权政治，主张建立强力政府以应付国难，似乎充当了集权政治的吹鼓手，核心人物杨公达等人却未能如胡适一般暴得其名，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才进入政治领域，并一直追随国民党。⁽⁶⁰⁾为何主张独立精神的“独立评论派”通过其强大的影响力进入政府，而“时代公论派”一直延至抗战爆发后才进入政府？此一现象至少反映两种可能性：舆论界对集权政治的支持，是出自深感危局的自在表达；或者，政府延请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希望能够体现政府新气象。换言之，舆论与国民党权威人物的政制改革意向是否趋于一致。

1931年底政制改革后，面对国难，蒋、汪、胡尽管以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为口号，却一直貌合神离。随着时代的演进，国民政府体制内外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如李烈钧等人，辄以开放政权为言，“时局至此，应辟一新途径以拯济之，故最注意在开放政权，使全国人民得以尽力于救国与建国。”⁽⁶¹⁾也有主张通过立法尽早制定宪法开展宪政运动，如孙科便是宪政运动的鼓吹者。因而，舆论界对制度革新的讨论与呼声热情迸发。

在改制后新政府的权力分配中，蒋介石主要负责“剿共”与“国防”，汪精卫负实际行政责任。蒋表示“汪先生之主张，即为余之主张”。⁽⁶²⁾但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未能很快树立威信，蒋介石亦能意识到此点。蒋对大公报记者谈：“中国大患为人民对政治无信仰，对个人无信用，故余以为挽救危亡，首在稳定政治中枢，无论如何，不使动摇……深信中央稳定下去，国事必有出路。”⁽⁶³⁾这种观点与媒体的看法几乎一致。陈布雷亦认为：“蒋公之理想，以为与其用政权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共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努力。”⁽⁶⁴⁾在蒋、汪合作初期，蒋不断充当着政府稳定的主心骨。

由于掌行政院的汪精卫常犯政治病，动辄辞职或游历欧洲治病。汪此种行为或因无法全面掌握行政大权的不满反映，无论如何，舆论界能感觉到责任内阁的行政院的低效，希望强势的政府及强势个人领袖的出现，以应付国难，对蒋的支持不断增强。蒋以何种方式掌理最高权力成为舆论界不断争论的主题。当独裁与民主争论不休之际，国民党的权威人物适时适应了舆论界的要求。在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汪、蒋联名发表了一个通电，提出了五项建议，并谓：“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明确反对采取独裁方式。胡适认为：“这个结论我们认为不错。”“我们很诚恳的赞成这个宣言，并且很诚恳的希望作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这样严重的一个宣言。”⁽⁶⁵⁾

既然汪、蒋明确放弃采取独裁方式，胡适希望政府能留给舆论界宽泛的自由空间，以使舆论界与政治保持良好关系。胡适提出：第一，政府应该明令全国，凡“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的结社与言论，均当予保障而不加以防制。第二，政府应该明令中央与各省的司法机关从速组织委员会来清理全国的政治犯，结束一切证据不充分的案件，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并且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第三，政府应该明令禁止公安与司法机关以外的一切机关随意逮捕拘押人民。第四，政府应该明令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第五，领袖诸公应该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⁶⁶⁾

国民党对舆论界的态度与胡适所提建议可谓相互呼应。1934年12月10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开幕。平津各报社及上海日报公会向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议案，从全会交到中央常务会议，经过中央各常委缜密研究以后，将原案交行政院及军事委员会研究，并签注意见，军事委员会已呈复中央，大意：第一，对于检查新闻应照中央所定标准一点，表示毫无异议。第二，对于新闻记者及新闻事业之处分，应依照法令，勿诉诸非常手段一点，亦表示可以照办。第三，对于开复已被处分的新闻机关一点，只说如系受出版法及普通刑法制裁的，有上诉机关可以救济。凡对党政之设施有事实之根据，而为善意之言论者，除涉及军事或外交秘密或妨害党国大计者外，均得自由刊布之，但不得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⁶⁷⁾意味着在国民党所定标准之内，且在三民主义之内的善意言论均被允许刊载，政府对新闻不能诉诸非常手段。或者说，在集权政治尚未形成之前，国民党权威人物尽管对舆论自由尚有诸多限制，但亦能重视舆论界的态度，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舆论界的要求。(www.daowen.com)

因此，可以认为，在这种舆论空间内，尽管国民政府有《出版法》和一些较为严厉的审查制度，舆论界对政制改革的呼声或争论大体上出自内心的公开表达，并非政府的传声筒，在客观上却与政府的意愿具有同向性。《国闻周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尽管舆论界对政府进行了批评，其目的在于改善社会，不过，社会的“改善之道不是简单的，我们的舆论向此方面的努力已是颇有成绩”。“我们对于党治的政府（其实仍是人治），在我们中国传统不良政治习惯影响之下，肆意的弹劾，正是我们付于它最大希望，最深之信仰。”⁽⁶⁸⁾换言之，这种批评是在不反对国民党治理的前提下进行的。

舆论界能够认识到舆论理性表达的重要性，如此方能构建一个健康的舆论空间，发挥舆论界表达公共意志的作用。正如翁文灏所言：“社会舆论的明白也是政治安定的一个要素。中国舆论向来因为缺乏事实的认识，所以对于现状总是不满，常想换一个新鲜局面来看看。失意的军人政客便利用此种弱点，假借几个空虚无当的好听名词，时时做轨外行动，反对政府，要取而代之。”在国家局势未稳，政局未安之际，翁文灏指出：“现在我们应要求全国都谨守秩序，勿做轨外行动。”⁽⁶⁹⁾

无论时人如何表达对国民党的舆论限制之不满，事实上，以上两杂志因言获罪并不频繁，这与论政空间的主流声音与政府当局的态度具有密切相关性。《时代公论》的创刊与主张与政府的态度自不待言，《独立评论》的创刊亦是尽量与政府意向保持一致。任鸿隽说：《独立评论》的诞生，正在上海协定成立之后。当时全国舆论沸腾，痛责政府的失策，只有《独立评论》的论说，对于政府多少有几分赞许之词。”“《独立评论》的同人既不会高唱激昂的论调，又不会专做责人无已的文章。”⁽⁷⁰⁾它是因救国而生，对政府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赞许，而非凭空谩骂或攻击政府；且又地处北方，深感国难日益深重的现实，从而形成自由表达的空间。

由于汪精卫难以充任国难时期之中枢，能集权但不独裁的政府逐渐成为了舆论界的共识。陈之迈意识到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的急迫性。他指出：“首都近日最令人痛心的现象是在这天灾人祸交袭的时候中枢简直没有负责的人。自从汪院长抱恙以后，内政外交失去了一个重心。除因公不在京者外，别的人物也不肯积极负起他们肩上的重责，游山的游山，消夏的消夏，考察的考察，以致训政时期主权所寄托的中央政治会议，都由次要的人物来敷衍维持，勉强支撑残局。”陈之迈指出了政府和平更替的方式、改革中政会组织的必要，从而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陈之迈认为：“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之下，第一要有强有力的、有策略的，肯负责的政府。”⁽⁷¹⁾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与知识分子的交往当中逐渐完成了形象的转变。马星野写到对蒋介石的看法时说：“三年前，他军人的气份是那样丰富的，现在，说话的温和、表情之富有同情及说话姿势的不过于急促，都令人忘记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千军万马中奋斗出来，而一手捉住全中国海陆空军权的戎马英雄。”“他的话中最可注意的是‘效率’两个字，他常常说一个人要当十百个人来用。”“他遇到的是世界上最难对付的局面，我不相信罗斯福和斯大林面前的困难，会比他的利害，我感觉到悲壮，我相信他的诚恳和耿直。”⁽⁷²⁾马星野此言已经流露出了部分知识分子对蒋的信任甚至是崇敬。胡适也认为：“这三年多，蒋先生的声望的增高，毁谤的减少，期间也很得力于他的让出国民政府主席，让出行政院，而用全力做他的军事职责。蒋汪合作的大功效在此。因为他不当政府的正面，独裁的形式减少了，所以他的领袖地位更增高了。这也可以证明最高领袖不必采取独裁的方式。”⁽⁷³⁾钱端升亦言：“我们今日既然急需一个领袖，则我们又安能因蒋先生之未合理想标准，而有所迟疑，而使此多难的国家长陷于无领袖，无中心的状态中呢？”⁽⁷⁴⁾显然，基于个人权威为特征的集权政治处于相当有利的舆论环境中。随着形势的发展，批评政府的篇幅逐步减少，对国民党个人权威人物的拥护尤其是对蒋的期望逐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