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对集权政治的态度

《时代公论》自创刊即呼吁建立强力政府，抨击国民党的组织缺陷，赞成实行集权政治，其主张一直未有变化。《独立评论》一直存在国民政府政制改革的争论。张佛泉认为：“国内刊物最认真讨论政制问题的，恐怕便是《独立评论》。”⁽⁴⁸⁾研究者注意到了胡适与蒋廷黻、傅斯年、丁文江等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问题。其实，独立社同仁尽管争论激烈，对政制变迁的目的却几乎一致。换言之，在独立社的争论中，无论是赞成民主还是支持独裁，都是关乎制度变迁的手段，而非制度变迁的终极结果，关注的是国民政府如何最终达成统一的局面，拯救国难。傅斯年认为，面对国难，“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曰汪、曰蒋。他们三人之有领袖地位，自然不是无因的。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因此，“汪之行政院若塌台，我们颇想不出能有更好一个政府出来，能够真有政府的效用”。尽管“汪尚是差强的”。⁽⁴⁹⁾傅斯年认为汪精卫当政的国民政府不尽如人意，但亦希望保持政府的稳定，通过政府制度改革以挽危局。翁文灏亦认为：“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我们不应该破坏政府，只希望政府不要破坏自己。”⁽⁵⁰⁾

丁文江在探讨中国政治出路时指出：“在今日的中国，我们只好用和平的手段，长期的奋斗，来改革中国的政治。”“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绝对的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和平改革政治最重要的条件。”对于我们本身的努力，“第一，组织小团体，公开地讨论我们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张的”。⁽⁵¹⁾丁文江指出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在改革进程中能提供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强烈呼吁国民党应该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高度负责。他认为：“政府是对国民党负责任的，在这样危急的状态之下，而不能建立一个有力量负责的政府，这个责任应该谁负！”⁽⁵²⁾

蒋廷黻对中枢负责无人深为担忧：“本来在1931年的政制改革，实行蒋、汪、胡为中政会三位一体的调和方案，但是胡汉民自回广东之后，始终不肯北返。后来蒋介石到汉剿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这样一来，中政会就形同虚设了。而汪三番五次的犯辞职病，弄得中枢总是负责无人。没有人说南京好或国民党好，但是人人都怕南京倒了以后的不可收拾。就是极不满意南京的人——这种人并不少——也不愿，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的来破坏南京的基础。”⁽⁵³⁾(www.daowen.com)

以上几人如果对建立有力量的政府意见几乎一致的话，胡适希望“最近几年之内国中的智识阶层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能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但亦希望“只要有能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出来号召，在一种积极的、建设的、有益于国家民族的目标之下，应该可以产生一个有计划有力量的政治大组合”⁽⁵⁴⁾，表达了对杰出领袖的殷切期望。⁽⁵⁵⁾以至于有论者喊出：“中国现在没有领袖，中国实际上需要领袖，谁配造中国的领袖，谁能做中国的领袖，我们是准备着拥护他的。”⁽⁵⁶⁾其潜台词便是对1931年底责任内阁制之中枢负责无人现状的强烈不满。

其他媒体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要求国民政府进行制度改革，加强或集中政府的权力。张佛泉认为：“今后的中央政府，应力采责任内阁制的长处，同时开放党禁，抬高立法院的地位，增强行政院的实力。”⁽⁵⁷⁾庄心在认为：“世界各国的行政组织，虽有不同，但即此世界经济恐慌，国内政象不安之秋，集中治权以巩固中枢，殊无二致。”他列举了意、俄、美、德、英等国的行政权力大大加强的现实，指出中国“殊有改设强有力的行政元首之必要”。⁽⁵⁸⁾此种舆论主张，已被国民党内人士所注意。时任国民党中常会副秘书长的王子壮认为：“自福建叛变迅速以来，全国舆论颇有欣欣向荣之势，盖皆于外侮之来，国势之危机非有统一巩固之中央实体应付未来世界之大难，故全国舆论颇有趋向中央集权之主张，主张民族复兴之杂志已丛生不少。”⁽⁵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