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的创刊

“九一八”后的国难期间，舆论界担当着培养公众批评意识，构建舆论空间，发挥以言论政，试图监督政府的重担。《独立评论》的一位作者认为：“时代公论，独立评论、鞭策、再生及其他好多的周刊，都生气勃勃的起来批评政府，鼓励民心，是国民党执政以来的一个言论热烈时期。”“独立评论、时代公论有点像nation和new statesman，这些杂志都是很有希望的。”⁽⁴²⁾尽管国民政府对报刊杂志有较为严格的法律条文制约，但在国难背景下，论政的舆论空间是相当宽泛的。在这些舆论阵地中，《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是较为典型的刊物。

《时代公论》为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几位教授为主体的学人所创办，核心成员有杨公达、张其昀、杭立武、梅思平、萨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国政治学会的一些骨干成员。该刊的政论文章猛烈抨击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呼吁政制革新，明确鼓吹集权政治。⁽⁴³⁾《独立评论》为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等人创办，集中了北大、清华等大学教授为主体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标榜独立精神，自由表达政治主张，被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并时有褒扬。李云汉指出了《独立评论》的言论代表了抗战前五年间政治思想的主要趋势。⁽⁴⁴⁾两种期刊对照如下表：（表5.3）

表5.3　《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对照表

续表

资料来源：以上数据来自笔者对两种杂志的统计。

由上可知，第一，两刊均在国难期间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召开国难会议的背景下而产生。办刊宗旨几乎一致，均主张独立精神与思想的自由发挥。(www.daowen.com)

第二，两种刊物的办刊人及主要撰稿人由具有较强理论涵养且志趣相仿的学者构成。从学科背景而言，《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中，只有张奚若、陶希圣、张佛泉三人为政治或法律出身。相较而言，《时代公论》的撰稿人大部分出身于政治或法律。

第三，无论是撰稿人数量还是刊发的文章篇数，主要撰稿人的稿件均约占到了一半。主编撰写的文章特别多，两种刊物的主编撰写文章数均约为10%，在编排上或置于刊首或于后记中强调自己的观点。

第四，两种刊物并未相互排斥。《时代公论》主要撰稿人如董时进、任鸿隽、张其昀、顾毓琇亦为《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独立评论》创刊初期，均载有《时代公论》的要目。两种杂志表达的观感虽有所不同，早期有相互学理上的批驳，但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需要改革的意见却是共同的事实。

因此，这两种刊物的主张与办刊进程与国难的背景密切相关，且在争取相对宽泛的舆论空间中集中了该时代主要学者的观点，既具有对时局的强烈观感与个人情绪的表达，又具有扎实的学理基础与严密的逻辑推理。

不过，办刊之初，两种杂志在热议时政时，对国家制度的意见并非一致。譬如，在召集国难会议问题上，胡适针对梅思平在《时代公论》第6号上的一篇文章，指责梅为政府派。胡适说：“政府派虽然勉强承认民意机关的必要，而处处缩小民意机关的权限。”胡适同时反驳了何浩若的《不关重要的国民代表会》（《时代公论》第6号）一文，也反驳了季廉在《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上的《宪政能救中国？》一文，指出其怀疑民主政治的功用，怀疑宪政。胡适认为：“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⁴⁵⁾换言之，《独立评论》创办初期，胡适是以宪政作为刊物的舆论导向，并视为与“政府派”的区别。蒋廷黻对于梅思平关于宪法问题生成的演说表示了异议，撰文《参加国难会议的回顾》（《独立评论》第1号）。梅思平在《时代公论》第11号上撰文《宪政问题答客难——答蒋廷黻、胡适二先生》，认为：“我总以为民主政治的进步，决不宜过于急促。”⁽⁴⁶⁾至于《时代公论》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立场，《独立评论》的作者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

杨公达在《时代公论》第4号发表《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主张组织清一色政府，陶希圣对此进行了批驳：“所谓清一色，乃是国民党中最有力的一派。他主张这一派把别派放逐。”陶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在国民党各派团结或互相残杀，而是在国民党各派即令团结仍不能够救中国于危亡。”“杨先生把问题移到国民党党内纷争，并且把眼光缩小到一派上去，完全是不能了解国民党的现状，不能了解国民的要求。这种论调也只有住在勾心斗角的南京的人会发出。”⁽⁴⁷⁾

胡适对杨公达在《时代公论》第23期上发表《革命的回忆和国民党的复兴》进行了反驳。胡适说，杨公达的文章“说到统一国民党有渐进方法和非常手段两种方式，他嫌渐进方法‘收效极为迟缓’，所以他倾向于那‘非常手段’的方式。这番话出自于国民党中的一个学者的笔下，很可以使我们诧异”。胡适注意到了杨公达《时代公论》第24号的《国难政府应强有力》，其中主张取消五院制，采用元首制，并且提出了元首的条件。胡适说，杨公达《时代公论》第25期上的《九一八以来之中国政治》，宣告对于“精诚团结”的绝望，主张“与其多方面的组织政府，不如一方面的组织政府”。

显然，《时代公论》的主张在胡适等“独立评论派”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两种刊物在创刊初期观点难以接近，进行了相互的批驳。不久，两种杂志对责任内阁制的不满以及对强力政府的支持，且极少刊发相互批驳的文章，意味着舆论争论的逐渐减少或观点相互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