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舆论界支持集权政治的原因与作用

从上所述可知，3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出现了“文人论政”的热潮。国难时期的“文人论政”是中国历代以来的一种风尚。热议时政成为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常规武器，报刊杂志成为知识分子击浊扬清的神圣领地。文人也自觉扮演国难期间激发社会力量、从事政治革新的动力器。杨公达谈道：“国家的解救，专靠武人与敌抗战，是无济于事的。文人如果袖手旁观，隔岸观火，或继续的不争气，那国难的加重，必是一天深一天”，“但我人希望最低限度有文天祥、史可法再生，本天地的正气，唤醒僵死的民族精神，创造民族的新意识。”⁽²⁸⁾有论者亦谈道：“比较起来，20、30、4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活跃一些，他们有较多的使命感，有更多的热忱愿意发表意见，讨论国事，参与政治运动……在那三十年里，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支持政府的，能够体谅政府的实际困难。”⁽²⁹⁾故而，知识分子虽然反感政府的不争气，反感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以及不上轨道的政治，但他们所具有的感性并不意味着放弃他们的思维理性，对政府的支持是建立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之基础上的。

在国难期间的舆论界，“时代公论派”的任务希望通过舆论唤醒民族自觉，建立强力政府，拯救国家危机。《时代公论》聚集了诸多有影响的东南学人，且不论该杂志的发行情况如何，就其表现出的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强力支持，与国民政府权威人物或潜在权威人物的集权愿望几乎一致。《时代公论》被视为集权政治的鼓吹者，或许为以前研究者未能予以系统研究的原因。客观地说，虽然该刊不少撰稿人是在政府中任职的官员或科员，但无充分证据表明他们受到了国民政府本身的强力控制。主要撰稿人在举办该刊之时，并未从事政府的重要活动，也未与国民政府权威人物存在某种依附关系与人际网络。一些撰稿人身兼立法委员，由于身份的特殊，愿意就时局或制度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不见得会屈从于政治权威。如果《时代公论》完全为国民党政治服务或具有官方背景，则应当长期存在，不至于停刊，其言词中亦不至于赞成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同时猛烈抨击国民党本身的问题。因而亦可推知，《时代公论》的主张应是代表着东南学人自身观点而非官方背景，是为拯救国难之众多舆论之一种，是在面对国难危机内心焦虑的一种独立表述。

故而，“时代公论派”热议时政，支持集权政治，是出于知识分子群体所具有的独立传统的发扬。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在论政的初始阶段，必定表现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并有可能对相异观点进行猛烈抨击与批判。在舆论界中，如果说“时代公论派”对集权政治的支持一直未有改变的话，以标榜“独立”，代表北方学人的“独立评论派”却存在一个“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过程。南北两派在知识分子热衷政治参与的共性基础上，对国家制度的意见并非一致，且相互批驳，以图战胜对方。譬如，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期中发文指责梅思平为政府派。梅思平认为，“我总以为，民主政治的进步，决不宜过于急促”。⁽³⁰⁾尽管“时代公论派”呼吁建立强力政府，支持“集权政治”，也代表了大多数东南学人的基本观点，事实上，他们的声音未能如“独立评论派”一般如日中天。李云汉指出了《独立评论》的言论代表了抗战前五年间政治思想的主要趋势。⁽³¹⁾在国难期间的舆论界中，饶有意思的是，《时代公论》为集权政治提供了舆论支持，并未大量参与政治，《独立评论》标示“独立”，主要论者却以“专家”的身份进入了集权政治的体制内。另外，鼓吹集权的《时代公论》在1935年休刊，如果不是抗战的爆发，《独立评论》是否在1937年停刊也未为可知，此原因尚可继续探讨。(www.daowen.com)

舆论界对集权政治形成的作用上，显然是不能忽略的。任何政制的变迁都有主观与客观因素所致，舆论界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形成具有外在推动作用。一方面，权力分散的国民政府面对国难危机无力应付，主观上需要一个强力的集权政府。由于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权力核心缺失，权威潜在者如蒋、汪等高层人物不断角逐，地方实力派对国民政府中央不断发难。蒋作宾在1932年10月11日写道：“现在各处之斗争，实小蛆之争食，汝欲将中国挽救，实无异痴人说梦。”⁽³²⁾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里写到30年代初期情形：“国内现象一如明末，流寇压境，内部意见分歧，三者今已具备也，以今例，彼实具有亡国之征，如不善处，非破亡即共管，而中国将不存于世界也，言之心悸！”⁽³³⁾在世界性独裁政治潮流的影响下，国民党内兴起了要求“领袖独裁制”的呼声。⁽³⁴⁾陈立夫、陈果夫创办的《政治评论》月刊倡导“一个主义，一个组织，一个领袖”的口号。1934年3月，全国有20个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公开敦促蒋介石就任党的总理或总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出于议政参政的愿望以及强烈责任感的原始动力，对政府集权推波助澜。舆论能激发国人意志，唤醒民族自决。现代政治的舆论支持率也成为了政府稳定与施政效率的衡量指标。在政治制度的争论中，自由、民主与宪政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目标。但是，集权政治也是一个政府应付危机有效的制度模式。因此，为拯救国难，集权政治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舆论支持有着必然的联系。

总之，任何政制革新都与制度外部的推动力量有关。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与制度改革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局的改革者也总是尽量利用知识分子在舆论方面发挥的独特功能，“早期的改革家首先争取的是文人学士——有地位的知识精英，公认为有思想的人”。⁽³⁵⁾从舆论与政治的关系言之，集权政治不利于知识分子的“自由表达”，这也许为知识分子所始料未及。杨公达指出《时代公论》休刊的理由：“一方面感到言论不自由，他方面同人等又不愿意说些不愿说的话：国事既不可谈，风月与幽默亦不会谈，提出笔来找不到题目，大家只好暂时闲闲了。”⁽³⁶⁾真正的舆论，是民主政治环护下的“公共意志”——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出，则根据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³⁷⁾此后，集权政治阻碍了舆论的自由发挥，但知识分子理性建言的传统仍然存在，对舆论政治的热衷有可能导致政治界与知识界之间紧张关系的长期存在。当然，知识分子对集权政治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对民主宪政的放弃，当对宪政的追求超出了能够实现的可能之时，对集权政治的支持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此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对宪政的呼声不断高涨，通过举办刊物，继续发挥舆论对政治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