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时代公论》对集权政治的主张

针对国民政府面临的危机，如何拯救国难，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是舆论界所关注的问题。大体而言，舆论界对政制变迁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要求以民主方式纳诸更广泛的人参与于政治之中，制定宪法，推行民主政治；另一种是主张重新回归中央集权制度，通过组建强有力的政府以应付危局。如果说以北方学人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通过“民主”与“独裁”的争论，最后由赞成独裁的观点占了上风，至少还存在一个争论过程的话，以中央大学为中心层的南方学人如杨公达、楼桐孙、梅思平、萨孟武等以《时代公论》聚集地的“时代公论派”，一致为加强中央集权，拥有一个坚强领袖，实行政府的强力化而摇旗呐喊，并对国民党现实中的组织缺陷提出了改进的期待。

其一，呼唤强有力的元首制。

应当说，《时代公论》自创刊之日起，就主张国民政府应当采取集权制度，为抗战做充分准备。1932年4月1日，杨公达在该刊的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政治制度的良否，在其能否适应环境为断”，“党治固不能适应现在中国的环境，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又岂能适应现在中国的环境”？⁽⁹⁾萨孟武提出：“目前中国急宜解决的，只要二个问题：在中央，赶快建设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在地方，赶快振兴农村经济。”⁽¹⁰⁾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显然是出于对汪、蒋分权后行政院软弱无力状态的担心，且为改变这种状态的一种意图表达。

针对舆论界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采用宪政体制的呼声，“时代公论派”进行了反驳。杨公达认识到，“开放政权是朝野多数人的意见，是无可异议的了”，但如果国民党内没有一个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领袖，开放政权又如何谈起。“尤其是国民党的领袖，或意气是尚，或权力是争，把整个的党，弄得天翻地覆，分崩离析。一方面要训政，他方面要宪政；一方面要党治，他方面要民权，使人民如坠五里雾中，莫知所从。”⁽¹¹⁾如此开放政权，势必使国家丧失集中力量拯救国难的能力。面对日本的入侵，杨公达反对国民政府的军政分立，赞成国民党采用武力方式应付危局。他认为：“政府应亟谋军权统一，以做政治的后盾；政权统一，以做军事的后盾。至于国民党，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约法三章治天下，就当以马上治天下。”⁽¹²⁾面对每况愈下的时局，杨公达呼吁，今后要使中国变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自然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使中央政府存在和健固，自然要国人信仰中央政府”，“所谓信仰政府，就是要信仰政府这个组织，信仰这个推动一切的发动机，并不是不计一切的强信组织政府的人”，⁽¹³⁾“如今政府要具备的条件，是要强而有力”。⁽¹⁴⁾这种“强有力”自然不能建立于开放政权的基础之上。

在呼吁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同时，“时代公论派”不忘为这种制度寻找世界潮流的依据，指出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必要性。袁道丰认为：“欲打开新局面，必须政府的组织能适应世界潮流，亦必须政府拥有坚强的权力。即如何造就一健全之中心领袖人物，及组织一严密坚强的团体。舍此一切都是空谈。”⁽¹⁵⁾这种论调与世界流行的法西斯主义不谋而合。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强有力”，又何以推行政令于全国呢？师连舫从日本侵略中得出一些看法，“组织不健全的国家，不足以应付外来的侵略”，这样的国家就是“无中心的、无轨道的、无权力的、无系统的一个无机体——死体”。他进而反问道：“我们的政府的权力真能够实行于全国吗？”“为什么我们不抵抗？为什么我们的抵抗只是局部的？为什么我们一方在对日作战，一方还有人在后方火并？”⁽¹⁶⁾一连串现实问题的拷问，其答案就是国家的政治不能完全统一，政府不够强有力。萨孟武从立法的角度指出了由立法部的优越，变而为行政部的独裁，乃是现今各国政治的趋势。国民政府应当“非实行行政部独裁不可”。⁽¹⁷⁾所以，有论者高呼：“我们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所谓统一，不是形式上的统一，是实质上的统一；不是公文上的统一，是政令的统一；不是制度的统一，是权力的统一。一个统一的国家，最低限度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是整个而统一的施政计划。”⁽¹⁸⁾如何才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杨公达指出：“强有力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机能的运用，和运用的得当。”杨赞成取消五院制，不如采用元首制。“目前的问题，在如何增加行政效率和如何使国际信仰中国政府的稳固，如何使人民信仰中央政府而不存在五日京兆之心，要办到这些，非使人人集中视线于中心力量的代表，这代表当以元首为最宜。”⁽¹⁹⁾在“时代公论派”看来，政府威信的建立是强有力政府建立的关键，而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杨公达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家应当具备的起码条件有：“是求实际，不尚空谈”、“诚实勿欺，恪守气节”、“要顾全大局，不要只为自己打算”、“要一切责任，挺胸担当”、“要有魄力和牺牲精神”、“要深谋远虑”。⁽²⁰⁾(www.daowen.com)

其二，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

《时代公论》赞成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的同时，不少文章展开了对国民党的批评，批评的背后蕴含着对国民政府分权体制及国民党组织问题的不满。“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严重分化，按照杨公达的描述，两年以来，由于日本的入侵，国民党实行训政时权力分散的政治形态：

各省军阀割据，天高皇帝远，愈是边疆，愈像是桃花源，不知有汉。尽管口口声声，秉承中央意志，说得好听，实际上谁不在那里乌烟瘴气做土皇帝。这是第一层。还有若干省份，此连彼结，隐然自成一小朝廷，几乎要在国际上另外取得一个国家的地位来强出头说话，真行者，假行者，把外国人弄得如坠五里云雾中，摸不清头脑，只可说这真是个无组织的国家。这是第二层。剩下的是“宕在空中打秋千”的中央，只落得个尾大不掉虚有其表。这是第三层。这样便是中国的政治形态。⁽²¹⁾

杨公达的以上描述反映了国民党内缺乏权威的组织现状。梅思平指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至少有下列三种不利之点：（1）党既然自认为是一个最高统治集团，于是党与一般国民之间，俨然成了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国民的政治责任心因之减弱，民治基础亦无从培养。（2）党既公然为统治机关，一则政治责任必直接集中于党，政治上一有差错，党即成为怨府，全国舆论即以党为攻击之总目标。（3）党即彰明较著的自为的太上政府，事实上又不许它党参予政治，于是一切政争都成为党的内部执政，近年中国国民党的四分五裂，此其一因。“人家以党治国，是不居其名而取其实；我们的以党治国，是徒取其名。”⁽²²⁾杨公达也认为，国民党的错误主要有：（1）居革命党之名，行普通党之实；（2）粉饰党的统一，舍不得分家；（3）党不自裁，而由他人裁之，责不自负，而由不负责者负之。⁽²³⁾这种错误的产生，“一切一切，不是党的不好，而是党员不好”，自救的办法就是“党政思想化，党员职业化，党部简单化”。杨公达认为国民党没有使党的政治思想深入发展与传播。党员需要从事职业，而不单纯只是从事党务，党部的机构太多。⁽²⁴⁾“欲国民党有强固的组织，尤非有继承孙中山之人为一党之魁首以领导一切不为功，此极明显之事实。”⁽²⁵⁾自然，强有力政府的核心是基于个人权威之上的集权政治。在这方面，杨公达作为《时代公论》的主编，充当了集权政治主张的中坚。国民党的组织缺陷只有通过元首制或独裁制才能得以拯救。程天放也认为：“我是赞成中国现在采用独裁制的，就现在中国实际情形讲，独裁政治有成功的可能，而民主政治完全无成功的可能。”⁽²⁶⁾不难得知，从《时代公论》的政治主张而言，呼吁建立“强有力”政府是其办刊的基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