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公论》的创刊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1928年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实行了党置于政府之上的五院制政治体制。中原大战以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以加强国府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作为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当原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去世后，蒋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试图通过政治革新，进行全面集权，以加强国民政府与行政院的权力。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第一次全面集权的步伐受阻。蒋在各派反对势力的集体攻击下被迫下野，国内政治纷争加剧，孙科出掌行政院。为拯救国难与避免政治纷争，国民党政府体制内外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针对训政阶段民治主义与独裁体制相矛盾的党治政治，不少知识分子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之类的政治主张。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孙科辞行政院院长职，出任立法院院长。孙公开发表“救国纲领草案”，表示为了集中力量，贯彻御侮救国之使命，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虽然孙科有借实行宪政名义以提高其掌理的立法院地位之意图，但孙氏的政治呼应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知识分子关注政治的热情，也加速了知识界通过举办刊物自由表达政治观感热潮的形成。

伴随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⁴⁾1932年4月1日，以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主体的学人创办了《时代公论》杂志，杨公达任主编（后由阮毅成任主编），张其昀为总发行人。《时代公论》社的核心成员有杭立武、梅思平、萨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国政治学会的一些骨干成员。⁽⁵⁾五个月之后，张氏辞去了《时代公论》总发行人的职务。《时代公论》为周刊，除政论文章外，刊登时事述评、读者论坛及通讯，也出版专刊。如第25号作为“九一八国耻纪念专刊”，第33号作为“抗日方案征文专号”，第40、41号作为“新年特大号”，第65、66号作为“宪法问题专号”，第92、93号作为“新年号”。自1932年4月1日出版至1935年3月22日休刊，共出版了156期。据不完全统计，前后有206人在该刊上发表政论性文章842篇文章。⁽⁶⁾主要撰稿人如下表。（见表5.1）

表5.1　《时代公论》主要撰稿人简表

续表(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主编：《中国国民党全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词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时代公论》杂志；《南京大学校史》等

以上22位主要撰稿人共发表文章395篇，占总篇数的46.9%。上述人员中大多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政论水准较高，具有现代政治知识背景与追随国际潮流的可能性。在撰稿人中，杨公达所撰文章最多。据不完全统计，除时事述评外，杨共写了63篇，从该刊的第1号到48号，即发表了27篇政论性文章。⁽⁷⁾

如果进一步分析撰稿人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央大学知名教授，除以上主要骨干人员外，尚有程绍德（经济系教授）、叶元龙（人口学教授）、曹翼远（教育学教授）、何浩若（哲学教授）、缪凤林（史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向达（历史系教授）、汪辟疆（中文系教授）等。第二类是在某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其他东南学人，有的曾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过，如徐悲鸿（艺术家）、陶希圣（思想家）、王礼锡（诗人）、刘运筹（原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农业经济专家）、陈茹玄（法律专家，参加了“五五”宪草的起草工作）、陈长蘅（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立法委员）、卫挺生（财政专家、立法委员）、彭年鹤（司法专家）、李成谟（教育专家）、周谷城（史学家）、竺可桢（气象学家）、梅汝璈（法官，后来参加了东京审判）、马寅初（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等。第三类是与政府部门联系紧密的政论家，如吴昆吾（司法院参事）、吴铁城（政府要员）、陶履谦（内政部官员）、师连舫（内政部科长）、吴颂皋（内政部官员）、林桂圃（国民党理论家）、雷震（著名政论家）、冼荣熙（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立法委员）、田炯锦（监察委员）、邓深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校训练教官）、彭学沛（代理内政部长）、朱家骅（政府要员）、成天放（国民党理论家）、管欧（内政部科长）等。可以认为，以《时代公论》聚集的学人是一个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体，囊括了诸多东南学人、范围较广的学术团体。

《时代公论》三年中办刊的宗旨非常明确，杨公达在“休刊的话”中谈道：“愿我们读者不要完全忘记了我们三年来的主张：于党要求恢复总理制，于国要求组织强有力的政府，于教育以适合国民生活之需要为方针，于社会厉行救济事业，特别是替青年学生呼吁……”⁽⁸⁾该刊主要讨论政治学理，呼吁拯救国难，争论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改进、探索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出路，也较多关注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并用大量篇幅介绍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