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力行社的发展

在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形成的过程中，秘密组织的活动日渐增多。蒋介石从西安脱险后似乎即刻想到要解散力行社，首先下令停刊该社主要机关报《中国日报》。接着很多位充任重职的力行社员陆续被调职、监禁或派送出国，甚至下令研究如何中止力行社社务。⁽¹¹⁷⁾

抗战全面爆发后，力行社虽然停止了活动，但是复兴社特务处已经发展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即军统。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因其属于军队序列，所以一般称其为军统。一般说，复兴社是蒋介石御用的以法西斯为衣钵的带有特务性质的秘密组织，但其社员并不人人是职业特务；而军统局则是特务的专门机构。其前身特务处是寄生在复兴社内为蒋介石专门服务的一个特务机关，其全部人员都是终生职业化的特工。这个组织与中统是有区别的。⁽¹¹⁸⁾

当复兴社的名称终止后，三青团成为复兴社的“转移阵地”。表面上由陈诚、张治中领导，而中央和地方组织机构的核心领导分子，都是复兴社分子。据康泽回忆，1938年3月初，当他向蒋请示能否“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复兴社成员是否“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两个问题时，蒋都作了十分明确的肯定。4月下旬，康泽再次就三青团组织核心和工作重心问题向蒋介石请示，蒋又明确指出三青团应以复兴社为组织核心，康泽应成为三青团工作的重心。⁽¹¹⁹⁾此后，即由复兴社总社最后一任书记康泽担任中央团部组织处长，掌握三青团的组织大权长达7年之久。复兴社解散后，其成员约有半数参加了三青团。⁽¹²⁰⁾

故而，在蒋介石个人集权的权力运行模式中，秘密组织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国民党的派系冲突中，虽然在抗日御侮的口号下，能暂时保持和解，却严重制约了蒋个人权力的行使，甚至制约了最高行政机关的权力运行。蒋不得不依靠隶属于个人的秘密组织，以加强对社会与政治体系的控制。

事实上，蒋介石通过力行社这种核心秘密组织，形成了个人的小集体，从事特务工作与情报工作，但秘密组织尚具有另一个鲜明特性，那就是这个组织中同样存在多种小集团。在力行社中，也存在着更小的集团，如贺衷寒与他的湖南老乡萧赞育、邓文仪、潘佑强、杜心如等暗中结成了“湖南派”，自任首领。这些小集团只是服从于最高领袖，从而集团内部矛盾不断增多。秘密组织与公开组织之间矛盾亦不断增多。随着秘密组织势力的发展，挑战正规行政系统的权威，甚至挑战现存的政党。这样就出现非党化的集团与政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此后，在国民党的政党体系中，即使力行社、复兴社这些组织名义上被解散，但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军统等形式的继续存在，使得其与国民党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冲突也长期存在。

总之，集权政治的权力运行模式，无论是中央各部会还是地方省市，国民政府行政院所属各部及各省在权力运行中充当着中介与载体。权力运行路径的是否畅通取决于中央政府与这些中介的关系。作为掌管具体事务的各部，国民党中央欲保持权力运行路径的畅通，应当从制度上保持一个集权的强有力的行政中心，而非依靠建立个人威权。于各省而言，由于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各省应当实施真正的军政分离。否则，军人政治背景下地方军事实力派的大量存在，虽然能够维持地方稳定，但会导致对中央行政制度的藐视，挑战中央权威。其后果是中央行政在地方的实施留于表层形式，政令无法畅通，不能真正通过相互关联的路径使政令传输到机构的最底层。在集权政治的维护中，虽然秘密组织存在着一定合理性，但如果该组织拥有任意司法权，破坏司法系统的完整，权力无限扩大，不但不利于中央权力的集中，而且会造成社会恐慌，影响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况且，秘密组织服从的是权威人物个人，而非中央政府。这种组织不利于中央政府信仰的树立，因而很难维系政权的稳定。

【注释】

(1)评论：《内政会议之重心》，《中央周刊》，第137期，1931年1月19日。

(2)［法］夏尔·德巴什著，葛智强，施雪华译：《行政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118—119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第五号法规，1928年12月8日。

(4)参见陈之迈：《中国政府》（第二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18页。

(5)《内政部1930年1、2、3三个月行政计划书》，《内政部1930年至1933年各季度行政计划》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案卷号901（1）。

(6)《内政部1929年6月至1930年12月31日每周重要工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2，卷宗913。

(7)《内政部1933年第3、4两期调查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案卷号：924。

(8)《院部关系及“权责划分”问题签注意见》（部务会议修正本），国民政府施政准绳暨府院组织与会议法规和院部会关系“权责划分”案，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十二（6），案卷号：6627。

(9)训政初期，内政部的部长更替频繁，但至抗战时期，内政部的人事变动相对较少，只有何键（1939年5月26日调）、周钟岳（1939年5月26日特任，6月18日就，1944年11月20日调）、张厉生（1944年11月20日特任，12月1日就，1945年7月30日辞）三人，意味着抗战时期内政部已趋向稳定。

(10)《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5页。

(11)甘乃光：《中国行政新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38页。

(12)《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日。

(13)《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3日。

(14)《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7日。

(15)《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29日。

(16)《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31日。

(17)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5页。

(18)《内政部民政篇第一章地方行政制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十二（6），案卷号：10325。

(19)《内政部民政篇》第一章，地方行政制度之各省办理行政人员任用审查之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十二（6），案卷号：10325。

(20)内政部民政篇第一章地方行政制度之第四节，县市行政人员之训练之第一目，内政部筹设县市行政讲习所之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十二（6），案卷号：10325。

(21)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6页。

(22)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7页。

(23)甘乃光：《中国行政新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9页。

(24)陈之迈：《中国政府》，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18—19页。

(25)陈之迈：《中国政府》，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18—19页。

(26)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95—96页。

(27)参见刘大禹：《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构调整》，《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28)有关于此的研究，现在颇受重视，如邓正兵所著《广东地方实力派与地方主义》就是较为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对广东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作了阐述外，该书是“中共和地方实力派关系史研究的新视角”。邓著认为，所谓地方主义是指基于一种地方意识而联结起来的地缘性利益集团，控制了某个地方的权力，力图脱离政府的管辖甚至挑战中央权威，使地方行政机关变成地方自主机关，独立或半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这样一种政治现象。王续添则从经济、文化、外力的角度对民国地方主义成因作了探析。地方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同中央的全面政治对抗。1.政权方面，独立半独立的地方政权，是地方主义政治局面的根本体现。地方集团对中央的渗透、控制，甚至剥夺、侵占无不竭力对抗。2.军权方面，一支相对独立的地方军队的存在，是一个地方集团维系地方主义政治局面的最有力的保障。对于中央以种种手段诸如分割军队建制、削弱军队实力等来削夺军权，他们亦多方对抗。3.地方独立和半独立的财权既是民国地方主义的一种体现，又是其基础。对于中央剥夺财权，地方集团亦多方抗争。4.外交权方面，地方拥有外交权是民国地方主义极端化的一种体现。对中央的“收回”措施，地方集团极力抵制。关于地方主义的研究还有王续添的博士论文《地方主义与民国政治》，陈勤的博士论文《地方实力派与中国区域现代化进程——以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为例》等。

(29)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91页。

(30)林尚立认为，政府间关系主要指“各级政府间和各地区政府间的关系，包含纵向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地方各级政府间关系和横向的各地区政府间关系”。纵向关系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政府间关系的中轴。陈振明主编：《公共管理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31)施养成：《中国省行政制度》，重庆上海书店，1946年，第490页。

(32)孔庆泰等：《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5页。

(33)《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第166号》，《行政院公报》，第六号训令，1928年12月14日。

(34)施养成：《中国省行政制度》，重庆上海书店，1946年，第65页。

(35)师连舫：《省府合署办公制度之研讨》，《政治建设》第一卷第2、3期，1939年8月1日，第39页。

(36)施养成：《中国省行政制度》，重庆上海书店，1946年，第76页。

(37)孔庆泰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77页。

(38)《确立中央与地方行政之关系案》，《十二中全会院长交议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1），案卷号：11352。

(39)张厉生：《内政部专题研究》（第一辑），内政部秘书处编，1947年8月，第26页。

(40)魏方：《何键传略》，载《何键王东原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22页。

(41)《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报告整理湘政经过》，1929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2），案卷号76。

(42)何键：《本府九年政治述要》（上册），第16页，《湖南省政府档案》，湖南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2，案卷号1141。

(43)何键：《何键王东原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44)何键：《何键王东原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51页。

(45)何键：《何键王东原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04—105页。

(46)何键：《何键王东原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07页。

(47)《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29日。

(48)《蒋介石日记》，1934年3月14日。

(49)《蒋介石日记》，1934年4月9日。

(50)《蒋介石日记》，1934年6月2日。

(51)《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27日，

(52)《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21日。

(53)《蒋介石日记》，1934年12月2日。

(54)《蒋介石日记》，1934年12月11日。

(55)《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4日。

(56)《蒋介石日记》，1935年6月17日。

(57)《蒋介石日记》，1935年7月16日，(www.daowen.com)

(58)《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2日。

(59)《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25日。

(60)《蒋介石日记》，1935年11月24日。

(61)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文史资料专辑》，1980年6月，第828页。

(62)《蒋介石日记》，1936年2月1日。

(63)《蒋介石日记》，1936年2月7日

(64)《蒋介石日记》，1936年2月8日

(65)《蒋介石日记》，1936年2月9日。

(66)《蒋介石日记》，1936年2月10日。

(67)《蒋介石日记》，1936年2月12日。

(68)罗子雯：《何键在两广事变中玩弄两面手法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31页。

(69)《蒋介石日记》，1936年6月6日。

(70)《蒋介石日记》，1936年6月7日。

(71)《蒋介石日记》，1936年6月8日，

(72)《蒋介石日记》，1936年6月9日，

(73)《蒋介石日记》，1936年6月10日。

(74)《蒋介石日记》，1936年6月13日，本周反省录。

(75)何键：《训民政厅职员》，《伪湖南省清乡司令部档案》1929年3月，湖南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5，案卷号117。

(76)《湖南省政府四月份行政报告》，湖南省政府1930年各月份行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2），案卷号78

(77)何键：《本府九年政治述要》（上册），第162页，《湖南省政府档案》，湖南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2，案卷号1141。

(78)何键：《本府九年政治述要》（上册），第24—28页，《湖南省政府档案》，湖南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2，案卷号1141。

(79)何键：《何键王东原日记》（内部发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36—337页。

(80)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文史资料专辑》，1980年6月，第828页。

(81)何键：《本府九年政治述要》（上册）第19页，《湖南省政府档案》，湖南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2，案卷号1141。

(82)王奇生：《党员、党权和党争》，第217页。

(83)有关力行社的研究，可参见余子道，徐有威：《力行社述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84)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23，转引自徐连达：《明代锦衣卫权势的演变及其特点》，《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85)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年，第127页，转引自王奇生书第218页。1984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干国勋等撰写的回忆录——《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这是国民党人士在事隔力行社成立50多年后，第一次公开谈论这些神秘组织。

(86)《国民党军统组织消长始末》（一），《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1期。

(87)《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4日。

(88)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页；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见《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三册，第232页。转引自高华：《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

(89)《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7日。

(90)《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29日。

(91)《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8日。

(92)《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9日，11日，13日。

(93)《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1日。

(94)《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2日。

(95)《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4日。

(96)《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6日

(97)《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2日。

(98)《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8日。

(99)《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3日。

(100)《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5日。

(101)《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5日。

(102)《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9日。

(103)高华：《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

(104)余子道、徐有威：《力行社述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各阶层的人数，顶层“三民主义力行社”大约仅有300余名成员；中层“革命青年同志会”到1938年解散时，约3万人；“革命军人同志会”存在时间不到一年，人数多少不明；底层“中华复兴社”的成员有多少，说法不一，或说10万以上，或称近达50万。（王奇生书，第222页）

(105)蒋介石在1932年6月2日记中记：“上午与青白团员谈话，商定组织办法。”在陈果夫、陈立夫的精心操作下，国民党内以CC分子为骨干的两个带有法西斯性质的秘密团体——青天白日团（简称为青白团）、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两个组织的干事长均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干事为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徐恩曾、叶秀峰等人，中央干事有周佛海、程天放、曾养甫、赖琏、苗培成等人。“青白团”搞了一段时间被解散了，“同志会”则一直坚持到抗战时止。青白团属于党的系统。

(106)余子道、徐有威：《力行社述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107)《蒋介石日记》，1933年1月26日。

(108)《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27日。

(109)贺衷寒：《领袖的认识》，1933年9月，文载《领袖的认识》，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1945年。余子道、徐有威：《力行社述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110)杨树标：《蒋介石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0—171页。

(111)汉邦：《复兴社特务处》，《民国春秋》1996年第2期。

(112)李世军：《复兴社杂忆》，《钟山风雨》2003年第2期。

(113)《蒋介石日记》，1934年3月13日，3月23日。

(114)《蒋介石日记》，1934年3月25日，3月29日。

(115)《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27日。

(116)《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10日。

(117)邓元忠：《撰写枙三民主义力行社枛背后的点点滴滴》，《档案与史学》1994年2期。

(118)中统局的工作重心在党政机关内部，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此外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因其始终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掌控，故称其为中统。中统的前身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把原来的“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从而形成以二陈为中心的所谓CC系。1938年春，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

(119)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经过》，《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204—205页。

(120)陈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年，第674页。贾维：《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及其矛盾之由来》，《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