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一八”后蒋介石与力行社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变化，国难日急，应对危机成为当局者思考的重要议题。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在国民党之外成立一个隶属于蒋个人的秘密组织，即力行社。

力行社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简称，由留日归国的黄埔毕业生滕杰等人建议而成立。滕杰向蒋介石建议，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⁸⁵⁾在力行社的成员中，另一位核心成员刘健群最初亦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组织以改造国民党。力行社的成立，虽没有采用刘健群所设想的“布衣团”或“蓝衣社”之类的名称，但其组织模式是滕杰和刘健群等人“党内组党”构想付诸实践的结果。

1931年11月左右，蒋介石约集了最亲信的黄埔学生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邓文仪等人，在其官邸开会。蒋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传统精神完全丧失了，弄得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都没有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表达了要通过一个坚定的组织以复兴民族与国家。此后，蒋在粤方逼迫下被迫下野，秘密组织的进程暂告一段。旋即，蒋、汪联袂复出。蒋希望赶快搞成一个“能团结”的组织。⁽⁸⁶⁾正如蒋反思此前的失败：“今日革命之失败，是由于‘迁就’、‘余不能自主’、‘无干部无组织’。”⁽⁸⁷⁾

关于力行社的成立，据干国勋回忆，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挤垮孙科内阁，重返南京中枢后，立即召见滕杰、贺衷寒、康泽，听取有关黄埔毕业生秘密联络活动的报告，蒋介石对他们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所发挥的“治乱扶危”的“作用”，表示“极为欣慰”。在这次召见时，滕、贺、康开始面称蒋介石为“领袖”。⁽⁸⁸⁾

蒋介石对这种组织的重视，与他长期与粤桂的冲突有关。在宁粤对峙的党争中，蒋认识到个人权力集中与掌控局势的重要性。蒋认为：“组织政党，彻底革命，必先组织侦探队，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动，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此侦探队之任务。而侦探队之训练与组织指挥则需另订也。”⁽⁸⁹⁾蒋希望成立这种服从于领袖个人的侦探队。1932年2月29日，蒋介石“到励志社行力行社成立礼，训话一小时余”。⁽⁹⁰⁾

蒋介石为了全面掌控力行社，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花费了不少精力从事特务组织的研究与建设工作。1932年4月8日，蒋记道：“求人不易，只有以建立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⁹¹⁾换言之，蒋希望以组织的名义聚集这种绝对服从于己的人才。

当力行社成立后，蒋极度关注该组织的发展情况，经常与力行社的主要人员谈话，了解该社的活动，并发放活动经费。譬如，1932年4月9日，蒋在日记里记道：“上午与康泽、戴笠谈话，训练甚久。各地特务组织亦有研究，较有进步也。”蒋与康、戴交流的内容虽未明言，但不难得知，蒋重点关注秘密组织的具体部署。4月11日，蒋“对力行社听取报告，训话”。4月13日，“发力行社经费”。⁽⁹²⁾至于力行社活动经费来源何处，蒋却并未记载。(www.daowen.com)

蒋还亲自拟定情报课程，使情报工作常态化。4月21日，蒋“定情报课程，发力行社款，定情报组织法”。蒋认为：“情报精巧与重要，实为治国唯一之要件。但选人甚难，寤寐求之，未易得也。以后，以情报机关组织法与情报网之组织最为重要，当精思之。”蒋非常重视情报活动，并阅读各种情报书籍。当天，蒋在日记中提道：“下午会客后，看各种情报活动之内幕，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⁹³⁾接着，蒋“穷一日之力，将各国情报之内幕看完，为近今最爱看最要之书，此为董显光先生所订从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浅”。⁽⁹⁴⁾4月24日，蒋介石继续看情报，并认为“情报之学，一言以蔽之曰，利用对象中之现象而已”。⁽⁹⁵⁾显然，蒋对情报组织的现实需求异常强烈。

蒋在研究情报活动与组织的过程中，举办情报人员的训练班，多次发表讲话。4月26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与训练班讲话，情报人员与组织，皆无进步，焦急之至，但自嫌无进步，而实或有进步也”⁽⁹⁶⁾，流露出了加强情报工作的焦急感。从蒋介石1932年5月的日记中可以得知，蒋几乎每天都关注情报组织问题与干部人员，或谈话，或听汇报。蒋在最忙碌之时，“夜组织情报”。⁽⁹⁷⁾5月8日，蒋记道：“确立第一情报组干部，第二、第三情报组应即着手。”⁽⁹⁸⁾蒋在与情报人员的谈话中，一直在寻求符合其需要的人才。1932年6月3日，蒋记道：“刘健群条陈甚有所见，为一难得之青年也。”⁽⁹⁹⁾蒋表示对刘健群的欣赏，刘在力行社中是非黄埔生。

蒋花费了很多时间于力行社的活动。据1932年6月5日蒋日记：“凡与力行社会议，每次皆在三时以上。学生幼稚，令人心焦，如何乃能造成干部人才，得到助手也。”⁽¹⁰⁰⁾1932年7月5日，蒋介石批阅力行社及特务处等报告，九时，见曹参谋长、陈希曾、邓文仪，令邓接收各方报告。⁽¹⁰¹⁾据蒋日记记载，此后的7月6日、7日、9日均接到了力行社的报告，且9日记载：“见滕杰等之幼稚电报，焦急成病也。”⁽¹⁰²⁾因此，不难得知，在力行社的成立初期，蒋介石无论是从该组织的成立初衷、活动经费还是活动报告，均极为关注，并对力行社的行为表示了不满，时常流露焦虑感，希望加强该组织的运作，提高个人的权力掌控。

在力行社中，蒋介石亲任社长，是决策机构。在这个核心组织以外，有“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第二级组织，两组织兼决策和执行功能。复兴社是第三级外围组织，为基层组织，担负执行功能。力行社还根据当时社会的特殊情况，在核心组织之外，分设了一系列外围组织，作为配合。如忠义救国会、中国文化学会、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西南青年社等等。⁽¹⁰³⁾至于“蓝衣社”则是世人长期误会而套在力行社身上的名称。在组织发展中，力行社成员极少，前后不超过300人，由蒋介石批准才能加入。革命青年同志会吸收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和一般知识分子，革命军人同志会则主要吸收军队中的高级军官。至复兴社一层，则鱼龙混杂，应有尽有，既吸收一般青年和知识分子，也吸收帮会分子等社会渣滓，故其总数全盛时期达50万之众。⁽¹⁰⁴⁾蒋日记中还有“青白团”，⁽¹⁰⁵⁾与力行社关系如何，不得而知。

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初，选出贺衷寒、邓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9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邓悌、滕杰3人为常务干事。总部下设组织处（处长周复），宣传处（处长康泽）、训练处（处长桂永清）和特务处，并在上海、武汉、北平、天津等地设立分社。复兴社自第一任书记滕杰起，除刘健群一人外，其他历任书记都是黄埔出身。复兴社自身并无干部组织，受革命青年同志会领导。刘健群与贺衷寒夙称复兴社“两大理论家”，经常在复兴社的机关刊物《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文章，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由于力行社的秘密性质，1933年后，力行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隐身于复兴社之中，力行社的活动基本由复兴社公开承担。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出于政治需要，撤消了复兴社，表面上由三青团取而代之，但却留下特务处，扩建成了军统局。

因此，从力行社的成立而言，它是在国民政府处于危局之时，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政党组织分散的背景之下，蒋介石希望成立一个坚强的组织，服从于强势权威人物的领导，以超脱于国民党的限制或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