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何键主持湘政的态度

何键主湘期间，尽管大多游离于粤桂与中央政府之中，对国民政府中央的命令并非完全致罔不顾。“九一八”事变前，何键羽翼未丰，在“清乡”与“剿共”的前提下，较为重视湖南的民政工作。1929年3月，何键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伊始，在对民政职员的训话中把湖南民政工作概括为十二项：“整顿团防”、“编查户籍，实行联坐法”、“剿除匪徒”、“抚恤灾民”、“敦崇俭朴”、“维持礼教”、“提倡积储”、“辅助慈善”、“整顿吏治”、“严定奖惩”、“培养吏才”、“筹办自治”。⁽⁷⁵⁾在用人方面，尽量注意利用专门人才充任省政府。在其他政策方面，何键亦努力实施。国民政府颁行的法令如《修正考选委员会组织法》、《首都卫戍司令部组织条例》、《训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等，到湖南省政府后，湖南省政府迅速报告省政府会议，抄发组织法（条例、规程），训令各厅及自治筹备处知照，并转饬所属知照。⁽⁷⁶⁾

“九一八”之后，在蒋、汪合作的政治体制中，何键尽量采取了与中央政府较为合作的态度，做到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步调一致。如1934年冬，何键奉行政院令，饬先举办保甲，以立自治基础，乃拟订各项保甲规程，于1935年1月施行。1935年11月何键对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禁用现金方面亦配合到位，按照财政部要求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训令，在湖南采取了相当措施，“一面令饬省银行，尽量放款，并酌量发行铜元券，俾市面不致因筹码骤行缺乏而起动摇”。与在湘的中国、中央、交通三银行商洽兑换法币办法，促其尽量供给市面需要。“一面饬财政厅派员，会同本府及省银行与维持金融界人员，组织临时联合办事处，日夜处理金融紧急事宜，市面得以维持常态。”⁽⁷⁷⁾正因为何键较好地贯彻了国民政府经济改革的政策，表面上保持了与中央政府的步调一致，使中央军能够很快通过湖南进入云贵川等西南诸省，加速国民政府实质上统一的进程。

至1937年，何键一共主政湖南九年。何在总结主湘政绩之民政工作时，认为主要做到了以下方面：一曰“清匪”，二曰察吏，三曰训民，四曰治地，五曰积谷，六曰禁烟。⁽⁷⁸⁾这些政策基本符合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施政要求。何键的继任者王东原认为，何键的主要贡献是“全省军事统一，地方安定”、“税收统一”、“国术功夫大为发扬”、“极力阐扬中国文化”。⁽⁷⁹⁾王所指的是何键在稳定地方秩序、恢复中国固有文化道德等方面而言的，而未言及与中央政府是否步调一致。在稳定地方秩序方面，何键的成绩也得到了李宗仁的认可。李认为，何键“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缺少磨擦，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⁸⁰⁾

不过，何键并非置主要精力于湘省内政，而是主要涉足军事领域。何键总结道：“九年之中，几无日不仓皇戎马，亲历诸艰，是以尽瘁于军务剿匪者，为时占了三分之二，而能效力于政治建设者，为时不及三分之一。”⁽⁸¹⁾从何键所言可知，军事行为占据了政治的主角。何键在湖南省控制能力的增强，虽不断上表忠于中央，在地方主义政治盛行的时代，亦有建立独立王国之倾向，此举显然有违中央政府权力运行路径的顺畅。当蒋介石在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个人权威得到了认可后，何键在湖南省的独立王国便很难继续维持。

何键能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是民国政治中极为少见的现象。按照国民政府的人事变化，凡是国民政府中央能直接控制的省份，省主席更换极为频繁。譬如，湖北自1929年至抗战开始，七年之间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浚、杨永泰、张群、黄绍竑）。安徽、江西、河南等省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安徽六易省主席。何键能长期主政湖南，除在政策制定与实施尽力迎合国民政府意旨外，主要受制于国民政府中枢的实际控制力。当中枢尚不稳定，无暇顾及地方政治时，地方政治派别具有独立发展的政治空间。但是，当中枢能对中立政治派别的省份具有充分驾驭之时，省主席被当作权力分配的奖赏品或通过人事变更以控制地方政治，湖南亦如是。(www.daowen.com)

因而，尽管何键主湘期间，虽与中央政府保持了一定步调，在民政工作上有所进展，湖南作为粤桂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权力的缓冲地，省主席何键未被置换，并不表明中央政府对其在湖南的实力坐大熟视无睹。国民政府其实是借助何键在湖南树立反共模范，但当其实力壮大且有成为新独立王国之倾向时，必然招致中央政府的遏制。因此，从1934年底开始到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对何键采取了分化瓦解策略，拉拢跟何键一同起家、一直是何得力助手的刘建绪等将领，分化何键。其次，当国民政府中枢完成了“安内”进程后，在团结抗侮的旗帜下，地方军事实力及政治派别纷纷向中央主动或被动靠拢，利用两广事变何键与粤桂方面通敌之事，决定调离何。三是利用抗日之机，全面分化湘军武装。湖南完成了从地方主义政治盛行的省份发展成为与国民政府中央步调高度一致的省份，实现了由地方政治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型。

在地方主义意识盛行的民国政治中，何键主政的湖南只是一个缩影。湖南地处粤桂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府之要冲，在政策选择与实施上相对摇摆。一方面何键基本执行国民政府的政策，以避免南京政府的打压；一方面需要加强自身实力，以图在粤桂冲击下实现自保。当蒋介石在中央政府逐渐树立了威望后，何键的地方实力派在中央政府的压迫之下消崩瓦解，湖南成了抗战时期提供兵源与物资乃至打击日寇的重要省份。

通过训政初期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湖南省的运行考察，可检验中央行政权力运行的路径是否畅通，且为达到畅通所需要的条件：其一，需要一个强势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府应当具备具有公信力，拥有现代化的执政理念，利用人事调配或政策实施，完成中央行政权力的传导。但如执行不当，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领职位可能被当作权力分配的奖赏品，从而导致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权力推行或施政流于形式。其二，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应当实施军政分离。不过，在军人政治盛行的年代，地方军事实力派不断坐大，中央军事权威不得不通过军事手段完成对地方实力派的瓦解，所产生的结果是军权干涉政治，造成政治的不稳定以及行政权力运行的出轨。在军人政治的背景下，国民政府正是利用了军事权威对地方施加的军事影响，完成了中央行政权力的运行。

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后，蒋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长，个人集权基本完成。在抗日的旗帜之下，地方政府主动向中央政府不断示好，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如此似乎能保持政令畅通。但是，这种中央权力运行的基础是基于军事威权之上的个人威权。由于个人权威有很大的流动性，基于个人威权的中央权力运行路径常易遭遇到各方挑战，即运行中的逆向权力。对付这种“逆向权力”，在制度权威缺失的时代，除了武力解决以外，惟有通过人事的调配或任免暂时解决这一难题。长远观之，国民政府一直未能建立一种制度上的威权，以保证中央权力成为地方权力运行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