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政府在湖南省的权力运行

长期以来，一旦军人普遍成为地方长官，国家分裂与政令不畅便接踵而至，两者亦互为因果，中国历史上的武力割据大抵归因于此。有史以来，中央集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统一与人民安居乐业之希冀。在政党政治时代填补政治真空时，对政党主义具有解释权的文人，无疑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但很难敌得过拥有军权的权威人物。军事时代的军人易于主宰政治，虽然它未必热心于政治行为。纵观古今中外，由军而入政的制度主体所建立的政权大抵与独裁政治或个人极端专制政治密切相关。因此，依靠军事行为地位迅速上升的蒋介石所主导的国民政府，可以通过在湖南省的权力运行，体现这种集权体制究竟是中央集权还是停留于个人集权。

前文已经谈及，蒋介石是以军事行为地位迅速上升的国民党领导人，未必刻意模糊军权与行政权的区分。譬如，1932年初蒋重新上台后，蒋与汪分权，蒋专任军事，党政大权力主托付于汪，蒋甚至规定现役军人不得担任省主席和委员，目的即在于军政分立。事实上，在具体实践中，仍不得不任命大批军人兼任行政职务。此举蕴含蒋虽然明了军政分立的重要性，但又易陷入以军事行为的模式介入政治。当然，军人出任地方行政首领，也是安抚地方实力派或军事实力派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权力如何在地方运行，可以湖南省为例而得到论证：第一，湖南省主席何键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蒋的支持。第二，何键在多大程度上听从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的指令，地方对中央的“反权力”达到了多高的程度。

1.何键的地位上升

国民党在党治下的训政，需要中央政府拥有政令畅通的政治环境。当然，政令畅通的省份未必与省政效率成正比，但于国家统一及现代化进程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当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中央权力的实施需要超越地方实力派的威权，方可集中全国之资源，加速抗战准备。事实上，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特殊的国内政治环境使地方武装实力派长期存在，且对中央权威予以漠视或仅为表面上的文字承认。何键领导的湖南地方实力派就是在此背景下而生根，且得以获得长期职掌省政的机会。

以地缘而论，训政初期的湖南介于全国最大地方军事实力派粤桂与国民政府中央之折冲要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争夺之对象。如果国民党中央政府能对湖南施以有效控制，则可以此为基地渗入云贵乃至川康，图谋西南，实现政令畅通，完成国家统一。何键跟随湘军名将唐生智得以发迹，通过对共产党等革命组织残酷的打击而扬名国内，逐渐在湖南确立了至高地位。

何键的地位上升首先得益于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1927年4月，国民党形成了宁、汉两个政权。汉方的唐生智部称为第四集团军，自任总司令，所辖各师升格为军，何键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驻节汉口。宁方政权的蒋介石在8月13日下野，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接掌南京。李视两湖的唐生智为眼中钉。10月，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经过激战，唐被迫下野，何键、李品仙、刘兴等率部退入湖南，宣布保境安民，坚决拒绝西征军入湘。⁽⁴⁰⁾1928年初，白崇禧、程潜统率西征军人湘，双方大战于汨罗，湖南不保，何键率部走常德。何键一面表示拥护中央，一面要求保留唐部三个军的建制，此举得到了南京方面的同意，何键续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宣布服从国民政府中央。不久，何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唐生智下野后，湘军实力大减，大部被桂系吞并，湖南亦处于桂系掌握之中。

在桂系加紧控制湖南的过程中，蒋介石于1928年初复职。蒋介石继续北伐，南京政府任命程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清乡”督办，何键跟随程潜，大力“剿共”与“清乡”。不久，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扣押了程潜，在任命省主席的争执中，南京政府选择了鲁涤平继任湖南省主席，何键仍负责“清乡”。

鲁乃谭延闿老部下，形式上虽由桂系所主持的武汉政治分会任命，却心向南京。蒋介石通过谭的关系拉拢鲁，秘密补充鲁的部队及军火装备，意图分隔桂系控制的两广与华北地区。此举引起了武汉桂系的猜忌，意识到南京方面可能对桂系采取军事行动。鲁涤平对行政院的报告称：“自去年5月受命主持湘政迄今9个月，一切措施皆秉承政府旨意，期终绥缉地方，建立秩序，循序渐进，以确立党治之规模，其有关于清剿匪共及整理财政诸端随时皆对国民政府及钧院主管各部详细报告。”“武汉政治分会延不撤销，且不遵守中央条例，其权力在实际上超出指导范围之外”，“涤平只求在不违反中央大政方案范围之内委曲求全，用心至苦，例如财政一端，自须遵照中央统一财政计划，而武汉复有两湖财政委员会，另有方针，遇事掣肘”。⁽⁴¹⁾鲁的报告道出了湖南处境之尴尬，意味着中央与粤桂同时争夺湖南的政治状态。

此时，何键感觉个人势力上升的机会已到，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如箭在弦上。何此举显然是向桂系示好，亦不排除其故意挑起桂系驱逐鲁涤平而取代之意。在桂系看来，何键是可以取代鲁涤平的一个实力人物。1929年3月20日由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出面，命令驻武汉的叶琪进军长沙，鲁涤平率所部通往萍乡。

鲁涤平被驱后，武汉分会呈请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何键为湖南省主席。尽管国民政府中央方面厉兵秣马，准备讨伐武汉，但碍于国内政局不稳，不得不承认既定事实，正式宣布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当何键成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如何在粤桂与中央政府的夹缝中生存，需要权衡靠山。在蒋介石整编全国军队的进程中，何键开始对南京的蒋总司令表明心迹，并在南京中央政府与桂系等地方实力派的博弈中逐渐倒向南京。在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中，何键参加了对桂系的战争。当蒋的中央军进据湖南，桂系内部倒戈，蒋桂战争结束。

何键回顾主湘期间的工作时曾言：“十八年（1929年）3月，总司令蒋莅汉，键以湘军，首倡拥护中央，幸免兵革，赴汉请训，慰勉有加，奉派为第四路军总指挥。4月10日，奉国民政府任命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清乡司令，为此军民两政，集于一身。”⁽⁴²⁾何键在此后的蒋冯战争及中原大战中，均稳住了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不久列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此后，何键为其地位的巩固，不遗余力在湖南组织“清乡”和“剿匪”，使湘省大部分地区恢复了旧秩序，成了全国的“模范省”，而紧邻的江西和湖北却有大片“红色根据地”。

2.“九一八”之后何键向南京政府表达的政治态度

由上文可知，何键在权力上升与主湘道路上，受制于粤桂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冲突与和解的政治环境。“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宁粤对峙过程中，何键是选择靠拢粤桂地方实力派，还是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需要作出决断。事实上，何键通过纵横捭阖，借助粤桂与国民政府中央的政治博弈，取得了湖南省的绝对领导地位，在复杂的派系政治与地方主义盛行中保持着湖南省的稳定。但亦不难推测，何键主政的湖南局势极为微妙，稍一不慎，不但其个人地位不保，湖南亦可能遭受中央政府与两广实力派之战祸，并有可能成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区域。反之，如果湖南能成为南京政府有效控制的省份，中央政府的权力能在湖南顺利运行，以湖南为中心，并向四周辐射，进而控制粤、桂、云、贵、川等西南诸省。

何键通过权衡利弊，倒向南京，接受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这是与蒋介石的地位变化密切相关的。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的权威上升，试图建立一个强势的中央集权政府。是年9月，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去世，蒋于11月24日兼任行政院院长。蒋表示对政治需要进行大规模改造，而这必然威胁到地方政治实力派及军事实力派别的利益。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权威的承认使武力争斗暂时偃旗息鼓，但活跃的政治派别加紧了对中央权威的挑战，体现的是政治权力分配不公导致重新洗牌的政治诉求。(www.daowen.com)

蒋的个人权力高度集中遭到了诸多实权人物的反对。1931年2月28日因胡汉民反对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演化为约法之争的政治事件成为宁粤冲突的导火线，国民党内文职官员如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军事将领如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地方实力派联合组成反蒋阵营。在反蒋浪潮中，何键尽量避免得罪任何一方。1931年5月27日，何键赴长沙市党部谈话：就粤事发生之原因，对粤事的观察，对粤事的处置等方面作出了判断。何键认为湖南“因地势关系，处境常感困难，惟我们应抱定两种方针：第一，肃清匪患；第二，巩固湘局安宁”。⁽⁴³⁾超脱争斗之意跃然于纸。是年6月6日，何键召集长沙市新闻记者就粤事与湖南的地位再次发表谈话：他认为粤事是由于挑拨与误会造成的，湖南应该对当前时局保持警觉。“如粤桂军事行动，湖南首当其冲。鄂赣赤匪猖狂，湖南甚受影响”，“湖南人民目前之需要，在保障湘局之安宁与赤匪之消灭而已”。⁽⁴⁴⁾何键要求湖南省在粤桂与南京中央的冲突中谨慎行事，以保证地方的安宁。何键在以后的讲话中，多次要求官兵以维护地方秩序为己任，虚委各方为主旨。

宁、粤冲突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出现新形势，东北的失陷使南京政府处于各方讨伐的风尖浪口，蒋介石遭受了诸多非议。在各阶层要求宁粤双方停止冲突共赴国难之际，何键何去何从，面临选择。9月20日，日军进犯沈阳的消息传到湖南。何键在日记里写道：“询知日军乘危犯我沈阳，我当剿匪讨逆之时，惟有力图团结，巩固中枢，方不致过于扩大也。”9月21日，何键电呈蒋司令：“蒋宜先清内乱再用兵外御。”⁽⁴⁵⁾何键表现出了对蒋的支持，此种态度也成为蒋对何键拉拢的重要原因。

此时，何键对粤方虚委以词，因湘省并无充分实力以拒两广。9月26日，何键再次呈蒋介石电文：

惟职以为，中国内乱动机，全由感情恶劣，非有深仇奇恨，目前御侮，欲谋统一国内意志，虽有人民呼吁，而汪、李等颜面所系，岂肯遽尔屈服。以职之愚，莫如动以至情，请钧座为国劳谦，示以模范，先行通电自责，如唐德宗之罪己，词谦意挚，并赦宥陈、白、阎、冯。厚待汪、古、唐、李，容纳异流别派，选征贤能异人，是薄海士民闻电感泣，自然竭诚来归……得失之机，关系至大，职至诚报效，旁质无惭而迭电陈词，各方鲜所注意，人沉流俗，思之增痛，故特密称，至乞熟核俯纳。⁽⁴⁶⁾

在各方要求蒋下野的呼声中，何键听从众意，对反蒋政治派别有所交代，又尽量不拂蒋之颜面。何键小心谨慎，在宁粤冲突中避免丧失政治资源。如此，何则得以游离于粤桂与中央政府之中，以左右逢源。

在蒋、汪合作中，蒋利用军事行为，加强对各省的控制。宁粤虽然和解，但西南还继续存在着与南京中央的分裂，蒋欲彻底使粤桂臣服，必须加强对湖南的控制。蒋介石对湖南的战略地位亦相当重视。1932年8月29日，蒋在日记中言：“浩若以湖南为抗日与革命之根据，余甚赞同。”⁽⁴⁷⁾蒋在“剿共”过程中，何键表现较为积极，所以，蒋1934年3月14日决定“电奖芸樵”。⁽⁴⁸⁾蒋在分化各省的策略中，也很明确“连桂不如连湘也”。⁽⁴⁹⁾甚至，蒋在与何键的谈话中，均小心处置。1934年6月2日，何键来见蒋，蒋记道：“晨起见芸樵，谈别辞多失检也。”⁽⁵⁰⁾

不过，何键并非完全听命于南京中央政府，并让蒋时感恼怒。“九一八”之后，随着“剿共”等军事行为的开展，何键本出身行伍，素知军权之重要，以此为契机，通过整顿民团，建立全省保安司令部，自任司令，民团不再按地区划分而是按编号整编，大力扩充军队提高军队质量，希望重建新式湘军。至1935年，湖南地方军事集团发展至鼎盛时期。按理，1934年红军从湖南过境后，湖南大体无战事，按照中央集权政治的要求，湖南武装力量应当缩减，以免刺激中央政府。至1936年时，何键领导的湖南武装已拥有5个师和独立旅、4个补充团、24个保安团、5个保安营，总兵力达10余万人。为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何键还擅自建立湖南空军，购买美国飞机14架，开设航空训练班，高薪聘请驾驶人员，俨然具有建立湖南独立王国的架势。何键深知，长期夹在中央政府与粤桂地方实力派之中，惟有自身具备实力，方不致于被其他实力派或中央政权所左右。蒋一度考虑想彻底解决湖南，“先解决湘事，故中央与西南各方皆取和协态度”。⁽⁵¹⁾至于何时解决湖南，蒋一直举棋不定，或一直在寻找时机。如1934年11月21日，蒋思考道：“川湘黔问题同时解决乎，抑或分别先后乎？”⁽⁵²⁾1934年12月2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先入黔，后定湘，而后收桂。”⁽⁵³⁾至12月11日，蒋决定“对桂妥协办法”。⁽⁵⁴⁾这种办法就是“对桂以礼卿，负责运用和缓，黔省不驻重兵，以安桂心”。⁽⁵⁵⁾

蒋使桂系安心之后，便可以加紧控制湖南。1934年秋，蒋介石抓住了湖南动用空军运毒贩毒事，将当事人黄飞枪毙，致使何键不得不遵令撤销湖南航空处，使何键发展空军受阻。不过，蒋此时还未全面控制全国政局，上述之举其意在敲打何键，不使其过分迷恋地方武装力量的发展。1935年6月17日，蒋在日记里写道：“对湘何之要求，当照准以安其心。”⁽⁵⁶⁾至于何键的要求是什么，蒋并未言明，但其暂时拉拢的策略并未改变，一直注意“对湘时机”⁽⁵⁷⁾，“收湘定川”⁽⁵⁸⁾。1935年10月25日，蒋写道：“湘警察保卫队应从速整顿。”⁽⁵⁹⁾并预定“湘何内调”。⁽⁶⁰⁾蒋欲全面整顿湖南，并调离何键，此举与何键对粤桂与南京中央的态度有关。李宗仁认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何键“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态度均甚模棱”。⁽⁶¹⁾何键此种试图左右逢源的处置态度，在中央权威逐步树立后，必然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打压。

当蒋介石在1935年底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行政院长后，个人集权已经初步形成。同时，通过“剿共”等军事行动，中央势力逐渐进入了西南。蒋依然给予何键一定空间，1936年2月1日，蒋介石反省道：“湘何与汉卿来见，各回，无甚希望。”⁽⁶²⁾蒋对各地方实力派的分类中，大抵将何键与张学良等人同样对待，即属于不曾公开反蒋之类的武人。蒋小心处理与何键的关系，希望何键能一心归服中央。但湖南在地方主义政治盛行的环境中，何键不可能完全倒向中央政府。终究，蒋介石对何键已经失望，思考到“对湘时机已到，不可再缓乎”，但又担心“如湘事发动桂胡引动与结果如何”。因此，蒋开始注意到“赣湘间兵力之统计”。⁽⁶³⁾

蒋不能逼迫何键太甚，以避免何倒入反蒋阵营，希望采用和平方式实现人事替代。1936年2月8日，蒋注意“对何键何人往说”，决定“湘事人选”，意图分化瓦解，并预定“刘建绪主湘”。⁽⁶⁴⁾此后，蒋连续考虑到“对湘步骤与结果”，⁽⁶⁵⁾“使湘策动两广如何”，⁽⁶⁶⁾试图发挥何键对粤桂的牵制作用，“对何作用，可否令其结合两广”。⁽⁶⁷⁾此后连续几天，蒋的日记中都提到了何键。

当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后，两广事变发生。据中央军曾参与两广事变军事行为的当事人罗子雯回忆两广事变时，何键当时一面与两广早订密约，等待时机；一面向蒋介石暗送秋波——将两广的态度向蒋告密，并因而获得蒋的40万元的奖赏。“蒋介石来电要我服从何键，意在表示他对何的重视与信任，以稳定何对他的拥戴。”⁽⁶⁸⁾何键这种两面讨好的做法，蒋并非一无所知。1936年6月6日蒋希望“查明湘军驻地”，并注意到“何芸樵诚卑污之尤者也”。⁽⁶⁹⁾

1936年6月7日，蒋电何键派兵到衡阳。蒋认为“湘何态度应注意”，委罗霖（即罗子雯）为警备司令。⁽⁷⁰⁾然而，“湘何不顾全罗部进占衡州，不料其奸诈险恶，一至如此”。⁽⁷¹⁾此时，蒋对何键通桂之事非常气愤。蒋在6月9日的日记中记道：“昨夜与今日为两广逆军入湘，何键通逆，同谋阻挡军令，使衡州让道，痛心之至。故不胜悲愤，几不成寐也。”⁽⁷²⁾蒋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何键奸诈愚劣，误国不浅。”⁽⁷³⁾蒋急速派陈诚入湘，“始转危为安”。⁽⁷⁴⁾因而，蒋最后下定决心调离何键离湘，只是尚未决定具体时间。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发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抗日口号，调集各路军队奔赴抗日战场，命令何键拥有的所有部队（包括大部分保安团队）倾巢离湘。蒋将何部军队以师为单位分割调动，交苏浙赣皖等省军事将领直接指挥，开赴前线。淞沪一战，何键苦心经营的湘军大都战死沙场，全部瓦解。1937年11月何键调离湖南，改任行政院内政部长。此后的湖南完全成为了中央政府彻底控制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