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集权的特征与路径

由上所述可知，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前后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心任务是在国难背景之下调整党政制度与人事关系，改选与扩大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规模，尽可能容纳各政治派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长，完成了个人权力的集中。五全大会体现了蒋介石面临国难所采取的政治妥协精神。如蒋所言，从四届六中全会到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与一中全会，“此三个大会实为三个最大之难关，忍受又忍受，悲痛又悲痛，幸得免于横决而达成第一步本党复合之目的，期待一致对外之功效。无论以后之成效如何，而党国与个人之历史，实画一新时期，则可自许也”。⁽⁴⁷⁾蒋对最终的人事安排亦较为满意，“一中全会顺利开成，党政人事皆得照预定者通过，推胡汪为党政各主席，而以本身愿任其副……是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效”。⁽⁴⁸⁾不过，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基于政治妥协所产生的个人集权政治的特质如何？它是独裁政治吗？此种政治发展的最终方向与路径如何？

从蒋介石五全大会前后对人事与制度的考量观之，蒋一直有遵汪为政府领袖之意，继续实施军政分立，中枢应负责有人。但汪常犯政治病，动辄就辞职与“养病”，汪在四届六中全会开幕时遇刺受伤，让蒋不得不思考此后中央政局的稳定。在蒋看来，政权的稳定，主要是人事的稳定。1934年9月13日，蒋介石注意到了“中央各院部之人事制度应着手整顿”。⁽⁴⁹⁾1935年7月27日，在汪辞职风波中，蒋反省，“中央涣散，主持无人，而主干皆少气节，并无风格言念，前途忧惶之至”。⁽⁵⁰⁾此处所提的“主干”，显然是指以汪精卫为主的行政院。此后，蒋在日记里多次提到中央散漫无主的现状。如1935年8月12日，蒋注意到“中央内部散漫之可虑”。面对这种无人负责的中枢，蒋在政治制度与改正时期内到底实行何种制度进行了思考，蒋不断反问：“联邦？自治乎？地方分权乎？中央集权乎？内阁制？总统制？委员制？独裁制？”⁽⁵¹⁾基于现实之思虑，蒋希望走宪政之路，但今后的“宪法总统职权应有解散议会与任免五院院长之权”。⁽⁵²⁾蒋期图政府集权，且从法律上赋予最高领导人以最大权力。

尽管五全大会后蒋的个人权力已然初步集中，但据此认定蒋主观上试图集权于己，未必符合其内心的考虑。譬如，面对汪的辞职问题，1935年8月17日，蒋在反省录中提到：“决计留汪，以倭有永田之案，我之政策，不可骤变，故对内对外政策，惟留汪为唯一枢纽也。”⁽⁵³⁾8月19日，蒋再次提到“请汪复职，以全会为期限”。⁽⁵⁴⁾8月22日，蒋出席国民党中央常会，挽留汪复职，后往访。⁽⁵⁵⁾蒋在各种场合均体现了对汪的一定尊重，尽管蒋未必要求汪继续担任最高行政长官。譬如，蒋反感汪难以担当大责，恨其不争，曾考虑过“汪为监察或考试院长”。⁽⁵⁶⁾但如汪为其支撑，蒋因而可以集中全力考虑“剿共”与“国防”等事务。汪精卫遇刺，蒋并未因此而幸灾乐祸，反而异常悲痛与紧张，“精神之受打击，其痛苦较甚于枪弹之入肺腑数倍。如此之弹，如穿入我心身，则我心安乐，必比甚何事为快也”。⁽⁵⁷⁾

事实上，蒋介石在稳定政权中，虽依赖军事行动，个人威望日增，却无法凌驾于党内各派系之上而全盘操持，希望有汪、孙、胡等人携手合作，体现了其政治妥协的态度。如蒋所记，“对党内纠纷明争暗斗自私见小之状，实令人难堪”。⁽⁵⁸⁾故而，汪之于蒋，尚有合作之必要，为其继续支撑政局。五全大会之前，汪虽在病中，蒋并未撇开汪而独行其事，多次往访汪。开会中，蒋二次访问国民党内各元老与汪。然而，汪在五届一中全会之前，以受伤养病为名，不辞而赴上海，蒋感其“怯疑可叹”。对在此之前辞去主席团人员的孙科，蒋亲自去劝说，亦“反被其诬辱”，“此中痛苦，非言可喻”。⁽⁵⁹⁾蒋为平定党内纠纷，决定“推胡为常委会主席，汪为政会主席，而余自兼任副主席，以为本党复合之张本”，“非以此不能救国，更不能安内”。⁽⁶⁰⁾甚至于12月2日下午，蒋研究行政院改组时，希望“仍由汪连任”。⁽⁶¹⁾

汪精卫终究未能答应连任行政院，汪之内心考虑暂且不明，但蒋对行政院的人事安排，颇觉艰难，反映了其政治妥协的态度而非强硬形象。如蒋所记：“近日改组行政院以来，凡亲近之人，皆以人选问题多示不满于我，于我为人之可欺侮之人甚矣。治国难，治家更难；对外难，对内更不易也。”⁽⁶²⁾12月11日蒋又记：“本日调整人事，使脑筋刺痛。”⁽⁶³⁾此种政治现状或许让蒋产生了独任其艰的无可奈何之心理。

蒋之所感，与王子壮所记如出一辙。王子壮认为：“自从政府改组，蒋先生毅然延银行家、教育界人士参加，原来各派曾不满汪者，至此均不免扫兴，果夫立夫尤甚焉。据传果夫欲任内政部，立夫教育部，如此党以政为发展对象，党的力量可以增进，不料蒋先生以政党不宜混，乃求诸在野，致党部方面人事汹涌，无法应付。”⁽⁶⁴⁾王子壮认为，自一中全会后，号称容纳各派之行政院各部相继成立后，主事者显然为政学系的一般人。“行政院如此告成，党内诸派，均为不满，二位陈先生之消极，为一明证，其他诸元老，多同此感想。”⁽⁶⁵⁾显然，蒋在组阁时遭遇到了党内各派的压力。尽管蒋凭借军事行为树立了个人威信，对行政院人选的组成具有主导作用，但其遇到的阻力亦不难得知。(www.daowen.com)

五全大会的人事安排尽管具有新气象，但基于政治妥协的人事安排，其最大问题在于权力运转常常推进不易，相互牵掣，中央政府常常遇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反权力”。蒋介石深感“政局处置之难，全在人”。⁽⁶⁶⁾如此，人事的正常运转之源，只能来自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信而难以制度化。据王子壮观察，蒋介石对于用人亦可分为两途：“对于亲信人员，授以权势，予以明器，使其作一方面有组织之活动，除自己作正式的监督外，并使用其他一部分亲信从旁监视之，时时报告其行动，如有自大忘本之处也，总不使一方有过度之发展，有过分之崇信。”“对于非亲信之政治方面人员，只能容许其个人之势力，以此而得赞安，有政治组织之背景者，则绝难与之融洽。”⁽⁶⁷⁾五全大会并未解决党政内部的派系或纠纷。

五全大会之后，蒋介石填补了孙中山遗留下的政治权威真空，已经成为了国民党权威中心之所望，满足国难期间舆论界对集权的呼声，但尚不足以具备发展为独裁政治的条件。此次大会后，如陈之迈所言：“我们并没有再听见‘打倒独裁’‘请某某人下野’等等的呼喊”⁽⁶⁸⁾，蒋介石已经完成了个人权力的初步集中。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并非通过非法的军事政变或武力威慑，而是在党内外及舆论的支持下，在拯救国难背景下，通过政治妥协完成个人权力的合法性集中。蒋介石满足了舆论界对集权的呼声，逐步树立了权威。冯玉祥参加五全大会之后在日记中记道：“蒋先生所答之话，最为谦下，最为和平，最为诚恳，我极为满意，以为此次并未白来也。”⁽⁶⁹⁾如前文所言，蒋虽感受到五全大会中的人事复杂与调处艰辛，但亦苦中有乐，“此次大会盛况圆满，当为本党第一次表现之好现象”。⁽⁷⁰⁾尽管蒋或许已经考虑到“党政已到改革之时乎”，⁽⁷¹⁾却并不希望刚性规定其个人权力。蒋希望“领袖问题不准提出”，“中央主席之权不必规定刚性。”⁽⁷²⁾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后，亦考虑过辞去行政院院长的问题。⁽⁷³⁾

显然，五全大会显示了国民党政府政制的一些变化，蒋介石的军权全面介入了行政权。不过，此时的集权政治并非纯粹的中央集权政治。尽管五全大会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加强，各政治派别与政治人物基于政治妥协，为应对危机，体现出了一定的团结，但西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尚处于对立状态。陶希圣认为：“所有集权有两个条件：一是各地方互相牵制。一是上级政府有大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实力。”⁽⁷⁴⁾事实上，国民党中央政府并未建立其政府威信，它是在国难日急，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之下，不得不依靠蒋介石个人威信而进行的人事关系调整。在国民党的几位潜在权威人物中，汪精卫因遇刺，其原本不坚定的政治性格更是雪上加霜，无法继续担当行政中枢。在外界舆论对领袖集权的呼声中，蒋介石担当了党政军之重责。换言之，此时的集权政治，是通过政治妥协集权于蒋介石个人，而非集权于行政院院长这一职位或行政院本身，更非集权于中政会或中常会。蒋名义上虽已形成了个人集权政治，但依然受到各方力量的牵掣而无法走向完全意义的个人独裁。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如蒋所记：“本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行政院，团结内部，冯阎皆得以诚相召，此皆成功之特点。”⁽⁷⁵⁾国民政府的政制形成了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继续采用责任内阁制，内阁领袖即行政院长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同一人，在政治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政治，其目的是为拯救国难。第二，在国民党政党权威尚未树立与制度权威尚处于真空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崇尚个人权威或领袖集权，依靠人事制衡或人事职位分配以恢复政治秩序。第三，党治弱化，行政权力得以加强，但这种行政权渗入了军事权，难以避免军事权力的制约，导致了行政系统的非完整，并进而导致此后行政机构的调整。第四，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蒋介石个人，均以颁行宪法相号召，以能容纳更多的政治派别加入拯救国难的阵营。

五全大会虽标志着蒋介石个人集权的形成，蒋却面临着二律背反的困境。在国民政府内外各政治派别的诉求中，基于政治妥协的个人集权虽有助于凝聚抗日力量，但很难应付多变的政治局面与树立宪政之基。换言之，个人集权政治与民主宪政本身是一对矛盾体，在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上，蒋虽非拒绝宪政，却并未注重国民党政党威信的形成，亦未能树立制度权威。随着抗战时期国民党总裁领袖制的建立，蒋的手令制蔓延，个人集权表面化进一步加剧。在民主宪政的冲击下，蒋介石的个人集权一旦减弱，整个政治体系就很难继续维持。